【中国社会科学网】第二届“数字时代的社会批判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王广禄）6月22日，由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联合虚拟教研中心主办的第二届“数字时代的社会批判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唐正东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吴静主持开幕式。

　　在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背景下，进行数字资本和数字资本主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学者责任之所在。唐正东表示，唯物史观视域下数字资本主义批判需要面对的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数字分析理论或信息分析理论。二是数据与生产要素的关系。三是数字资本主义研究范例和对象的界定。四是数据的理论效应。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数字分析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文化或者历史维度，二是政治经济学维度，无论哪个维度，都应当深化对研究对象本身的研究，从根本上深化对数字或者数据的理解。数据如果不列入生产要素，就只是孤立的数据。在资本逻辑中，数据传播产生信息，信息生产为资本提供增殖空间。从数据本身既作为劳动资料又作为劳动对象来说，它应当被划为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是一种新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当前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范例和对象中，社交平台是典型的数据传播例证，除社交平台之外，其他平台的数据运行问题应当更加谨慎地分析研究。数字资本主义研究在讨论数据的理论效应时，应当有更为全面的视角，以避免如“非物质劳动”概念提出者们因为不区分劳动时间和空闲时间而导致的弱化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问题。他认为，不断深化对数字资本、数字经济、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理解，把握数字经济的运行逻辑，是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前提和条件。

　　随着以ChatGPT、Mid-journey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相继问世和新一轮的数字智能技术的迭代升级，人类社会正发生深刻变革。新技术的落地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潜在风险和隐忧，数字化程度的进一步深化则对传统政治经济结构、人类知识生产方式、技术治理模式等领域提出了全新议题。吴静在主持会议时提出，数字时代的哲学批判要将新的对象纳入思考范围，例如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技术对人和社会的重构，以及技术对社会组织关系、劳动关系、情感、伦理和家庭关系形成的新挑战等，积极回应数字智能时代人类社会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和新变化，进一步推动社会批判理论的时代化发展。

数智技术条件下的社会重构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夏莹探讨了机器劳动与人的劳动问题。她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动的机器体系是资本的必然产物，不是机器构筑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构筑了机器。在这一进程中，人成为机器延长的手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被迫成为“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在机器运用和工人劳动之间的这种荒诞关系下，机器并不能让劳动者更轻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段伟文提出，由大型语言模型驱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呈现的类似人类的语言和创造力对人类智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人工智能的发展必然建立在其所发生发展的技术现实或技术环境之上，因此比超级智能和生存风险更值得关注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开启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及其所昭示的人类智能的未来走向和应对。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俊峰认为，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迭代，技术之于人类的存在发展由辅助的义肢工具转为主导的技术身体，人类之于技术的发展迭代由技术的主导者转为与机器互嵌、人机共存的技术互融者，二者已然走向了一种“数字持存”的状态。这种状态的转变，是理解当今人类与技术的存在关系及其运演进化的重要的出发点。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徐强认为，网络公共空间是数字时代的新“公地”，它是社会多样性、复杂性的进一步延展。在网络公共空间，每个人都有权进行自我表达，但同时也可能造成悲剧，引发网暴。网暴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网暴治理的真正目的不是惩治，而是使技术与人类价值相向而行。同时，对网暴治理本身也需要进行批判性反思，避免导致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和对社会活力的扼杀。

　　加拿大韦仕敦大学信息与媒体研究学院副教授马特·斯塔尔探讨了马克思和尼采理论批判的异同并提出，政治解放和特权承诺是马克思权利批判与尼采主权个体批判的交汇之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GAI）的突破性进展，使得通用人工智能（AGI）受到广泛关注。围绕“何为通用人工智能”问题，不同领域的话语差别很大，使得对通用人工智能的讨论整体上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当前学界对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理解，即唯名论、宣传术和批判法。很多与通用人工智能相关的跨学科争论，根源恰恰在于对通用人工智能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同。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姜宇辉提出，人工智能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在数据这一基础层次上实现了对不同媒介类型的综合，展现出的强大的“造世”能力，这与数字电影的晚近发展趋势不谋而合。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涂良川认为，基于系统稳定性、功能有效性和优化可能性要求，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将注意力机制嵌入系统之中，使基于不同数据训练出来的不同大模型在处理数据时体现出“表征收敛”的趋向。虽然 “表征收敛”是人工智能智能性的技术体现，本质上却是人类以对象化本质力量的方式考问智能本质的哲学追问。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天恩认为，数字时代的社会批判应当深入到信息及其编码层次。数字化产品的高度灵活性会使知识生产甚至文化发展倾向于迎合受众感受。而对人类感受性而言，最舒服最轻松最容易接受的形式就是视觉感受，所以手机短视频爆发式泛滥。过度沉浸在短视频中，大脑神经突触的物理改变会对人们的深度思考能力形成严重影响。因此数字时代的社会批判必须深入到信息生态层次，促进知识生产产品的社会合理配置、信息茧房的破除和数字智能环境下的人类自我反思。

　　吴静讨论了人工智能知识生产与数字社会的复杂性问题。她认为，信息技术为经济发展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保障，实现了物理社会与孪生数字社会的交互映射。而作为复杂系统的数字社会，也普遍存在数字鸿沟、数据沉默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以具有“世界模拟器”特征的Sora为例，其训练数据库的所有来源和数量以及样片（demo）的数据相关情况均没有公布，因此难以判断其生成性能的具体能力和倾向性。训练团队如何合理运用海量数据以保证训练数据集的合理性，是一个需要不断被追问和验证的问题。问题不仅在于其生成的“世界”和物理事实的一致性，更在于它对原本富有弹性和内在张力的文本提示的具象化描绘方式的正当性，前者的谬误容易发现，后者被察知的难度更大。而“世界模拟器”对“世界”进行描绘的权力越被正当化，就愈加会形成文化和知识的垄断。

智能时代的社会批判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谢亚洲提出，数字劳动的崛起虽然使得非物质劳动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但后者并没有带来所谓的“可度量性危机”。致力于把握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从本质上揭示了资本主义时间统治的金融基础，所以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可以成为戳穿资本主义“魔法妖术”的强大思想武器。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闫坤如认为，数字化时代最鲜明的特征是生产劳动从传统劳动向数字劳动转变，数字劳动成为人类生产劳动的新形态。要对数字劳动正义进行考察，探究资本正义对数字劳动正义的挑战，揭示数字劳动正义困境及其深层根源，坚持马克思主义正义立场，以劳动正义超越资本正义，从而实现数字劳动解放人类的根本价值，推动数字劳动正义价值的回归。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董金平通过“物塑性”这一概念提出，人类所创造之物进入到人类社会，给人类带来巨大影响，同时也塑造了人类，可称之为“物塑性”。“物塑性”体现为物对人的生理塑造、心理塑造和物对社会的塑造，其中既有人造之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伴随着物的初始设计与使用方式偏离导致的社会问题。需要警醒的是，在数字化时代，人被智能机器所塑造的现象更加凸显。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曹晋提出，在当代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与应用中，资本这一核心权力往往高明地以技术的面目出现。资本逻辑下的人工智能，往往以新科技和知识的面目呈现，其本质是资本运用科技控制社会秩序的工具，资本统治下的技术合理性被演绎为政治与生活的合理性。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圣弗朗西斯学院经济学教授胡里奥•华托提出，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视域对数字技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数字机器的快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使社会再生产中的劳动合作方式和规模发生了根本改变。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与任何其他技术发展一样，上述劳动合作的成果最终被剥夺并被武器化为阶级剥削、资本积累、帝国主义统治和军国主义的工具。

　　智能机器人是否应该享有其他存在物已经享有的道德权利？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志祥分析提出，智能机器人的道德权利问题，核心在于人类应该如何公正地对待智能机器人，这既关涉到智能机器人的道德地位问题，也关涉到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问题。赋予智能机器人以道德权利，充分尊重智能机器人，将是人类道德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人机关系是智能时代的重要命题，其在虚实融合的背景下显示出了多维化与数据化的新特征。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良斌表示，自启蒙以来，对人机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人是机器”与“机器是人”的隐喻。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对两种隐喻的分析揭示了人机关系抽象、现实以及超越性的三重维度。在数字化时代的“后技术代码”系统中，人类开始以人工智能的方式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这昭示出“应然状态的人工智能”与“自由人联合体”有机结合的未来人机关系的可能性。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潘斌认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出现带来了人类知识生产的“哥白尼革命”，它创新了人类知识的获取方式，提升了知识生产的效率程度，改变了知识理解的认知形式，扩展了知识应用的辐射领域，也重构了知识生产的伦理规范。虽然机器理解在本质上不同于人类理解，但它在处理与分析信息方面为知识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不仅展现了智能世界对象世界的丰富性，而且让人类进入对象世界的方式与路径得到了全新扩展。

　　国内外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以学术报告和自由讨论等方式围绕数字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范式转换研究、数字时代的技术哲学研究、数字资本主义新变化研究、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研究等话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6月22日，第二届“数字时代的社会批判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本主办方/供图）

　　会议由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联合虚拟教研中心主办，图为会议现场（本主办方/供图）

　　国内外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围绕数智技术条件下的社会重构、智能时代的社会批判等话题展开深入研讨（本主办方/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