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实体，在这个实体之上还有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正是这一套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将共生在同一个地理空间中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达到“共识”而形成一个具有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实体。但这样的共同体意识在工业革命的发展中和全球化的冲击下，曾出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本土文化符号体系被破碎化和被支离化。面对人类社会的大变局，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新的符合现实需要的文化体系，实际上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体现，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包括整个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实践。为此，本文围绕着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并如何在此基础上重建新的与时代相匹配的象征性文化符号体系，而且如何将这些文化符号体系的重建与中华民族未来的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重新认识中国乡土文化基因在未来的文明转型中有可能发挥的作用，通过在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中重建新的文化符号体系，并与新时代的新文化、新经济的发展相结合，率先走出一条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后农业发展模式，进而为世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等问题来展开讨论。
关 键 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元一体；文化符号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华民族视觉形象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21VMZ019)、国家重大课题“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1ZD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方李莉，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东南大学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副主任兼首席专家。
一、概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这一论断具有跨时代和跨文化的重要意义，所谓的跨时代是指当下的人类社会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文明的大转型，面对这样的新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和14亿人民的大国，其文化定位，其未来走向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所谓的跨文化就是随着交通的便利、互联网的出现、人口流动的加速等，全球已经形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越是在这样一个整体性的世界中，多元互动的意义就越大，每个国家对自己的文化定位的意义也越大，因为世界越是一体也就越需要多元，并由此而形成一个有弹性的张力。
但文化不是虚无的，是有载体的，这个载体就是处于不同层级中，表达着不同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一般来说，指导人们个体行为的不仅是一套价值系统，还有一套体现价值系统的象征系统，而象征系统往往是以文化符号来表达的。也就是说，对人们行为的有效激发并不靠他们身体的动作，而是要遵循某种既定的文化，因为若没有文化，人们就根本无法有效地行动起来。由此，如果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实体，而在这个实体之上一定还有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正是这一套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将共生在同一个地理空间中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达到“共识”而形成一个具有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实体。但这样的共同体意识在工业革命的发展中和全球化的冲击下，曾出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本土文化符号体系被破碎化和被支离化。面对人类社会的大变局，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新的符合现实需要的文化体系，实际上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体现，同时也是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包括整个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实践。
为此，本文将围绕着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并如何在此基础上重建新的与时代相匹配的象征性文化符号体系，而且如何将这些文化符号体系的重建与中华民族未来的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重新认识中国乡土文化基因在未来的文明转型中有可能发挥的作用，通过在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中重建新的文化符号体系，并与新时代的新文化、新经济的发展相结合，率先走出一条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后农业发展模式，进而为世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等问题来展开讨论。为此，本文将讨论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何在此基础上重建新的与时代相匹配的象征性文化符号体系，而且如何将这些文化符号体系的重建与中华民族未来的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二是重新认识中国乡土文化基因在未来的文明转型中有可能发挥的作用，通过在乡村振兴的伟大战略中重建新的文化符号体系，并与新时代的新文化、新经济的发展相结合，率先走出一条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后农业发展模式，进而为世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的基础
“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多元一体”的思考是源自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提法，这是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学术思考。笔者认为，在今天我们研究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这一理论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就是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和相互认同的价值体系、思想意识和宇宙观念等，其共享的基础也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体意识都是以文化来呈现的，而文化则是以由象征体系所呈现出的静态的和动态的符号来表征和表达的，所以要研究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必须涉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符号体系的研究。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确定什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概念，按照费孝通的定义：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现在14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①。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而且在所有承认的50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集团”。所以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统一体之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格局②。
另外，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③。正是因为这个“天下”的概念使得中国在先秦时期就有了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统一了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许多不同的民族，而这些不同的民族能认同中华民族的文化成为“天下一家”中的成员，而且延绵几千年未中断，这就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牢固的第一个地理空间基础。
第二个基础是文字的基础。秦代的“书同文”就是把各国的通用符号统一于一个标准，也就是把信息系统统一了起来，实现了统一的共同文字。第三个基础是血缘的基础。中华民族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逐步形成的，其血缘关系非常复杂。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的形成，也可以说是从华夏核心扩大而成汉族核心。汉族形成之后就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开始向周围的各族辐射，把他们吸收成汉族的一部分。他认为，北方诸非汉民族在历史长河里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农业地区而不断地为汉族输入了新的血液，使汉族壮大起来，同时又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多元因素。而且，我们还要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民族成分的同时，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在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说是“纯种”。④第四个基础是经济的基础。纵观历史，我们看到秦所统一的中华民族只是中原地区，到汉初形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也就是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并峙的局面。但实际上并非对立，由于牧民们在游牧经济中不能定居，生活所需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和茶及酒等饮料，除了在大小绿洲里建立一些农业基地和手工业据点外，主要是取给于农区。一个渠道是中原政权的馈赠与互市，另一个渠道是民间贸易⑤。这就形成了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基础。第五个是文化的涵化基础。在商贸互动的过程中，中原政府常常以怀柔政策，“招致边外的归化人，让他们迁移到边疆以内，给以田地，教之稼穑，渐渐再施以中国传统的教化”⑥，当时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比起周边的游牧地区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地区，这种教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涵化的过程。钱穆写道：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接触到中国文化，便受到一种感染，情愿攀附华夏祖先，自居于同宗之列，而中国人也乐得加以承认”⑦。这样相互承认的过程，也是一个“美美与共”和民族矛盾消解的过程。
费正清曾在书中写道：尽管中国疆土广袤而各地景象又千差万别，但这次大陆始终维持一个政治统一体，而欧洲却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维系整个中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西方的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延续到今，可以说是更加源远流长⑧。
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在长期共生的历史中，早就形成了坚实的共同意识，正是这种意识让中国的文明源远流长，延续至今，并得到了费正清的关注。这种共同意识也可以简称为“共识”。值得研究的是，这些“共识”的桥梁是什么?在新的时代为了加强这些共识，我们如何进一步去修建这一桥梁，让其更加坚固并能承载更多的现代意识。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一般从神经科学来讲，人是靠合作生存的，为了合作，为了将众多个人的行为拧成一股绳儿，人的意识至少具有两种特殊的处理能力：第一，具有一种希望能够与他人的想法进行协调的能力。并能够觉察周围的人的心理状态；第二，不仅能够被动地推测出他人所想的内容，而且能够积极地影响他人的想法和感觉，了解其他人的心里所思所想的最可靠的方法是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植入他人心中。⑨这种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植入他人心中的工具就是一套语言和一些公共象征符号，这是人类从共生达到共识的重要桥梁。
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主题，即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一个实体，但在这个实体之上存在着一套连接着众多地方和少数民族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公共性的象征符号，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中华文化符号多元一体的结构与分层。
三、中华民族文化符号多元一体的结构与分层
文化符号是复杂的，有层级的，我们只有认识到其复杂性和层级性以及结构性，我们才能对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多元一体的构成有深刻的认识。任何文化符号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性，在这里，笔者试图将这些象征性分解成总概性象征、关键性象征、详述性象征、地域性象征，每一类象征都有一系列的文化符号来进行表述。一般来说，最顶层的层级是一体的，越到下层越是多元的，这样多元一体的结构越能良性循环，就越能铸牢各层级之间的共同体意识。
第一层级为总概性象征，可以定义为是一个国家的总标识，是通过“一种感召力强和相对而言未分化的方式”⑩把分散的意义聚合在一起，因此，其浓缩了国家的所有概念和意义。一般来说，象征符号越重要，它的形式就越简单(11)。另外，总概性象征符号是“‘多义的’，能够承载许多意义”(12)。其倾向于聚集在一个连续体的两极，其中一极聚集着一簇与物理和自然现象相关的意义，而另一极则是与社会关系相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例，其旗面为红色，长方形，其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一星较大，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十分之三，居左；四星较小，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十分之一，环拱于大星之右。其中，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13)。这种总概性象征还应该包括国徽、国歌、党旗等代表国家意志、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等象征意义的符号。除总概性象征之外，还有总详述性象征，党领导下的革命传统、共产党的奋斗历史等。
第二层级是关键性象征符号，其包括：长城、天安门、故宫、黄河、长江、大运河等，这是属于全国各族人民共享的文化符号。在第二层级的关键性象征外，还有关键性详述性象征，详述性象征是理清那些“复杂而未分化的情感和观念，使它们为人们自身所理解、可与他人交流、并可诠释为井井有条的行为”(14)。因此，如果说五星红旗作为一个总概性象征聚合了关于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以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优势的“价值观念”，还有“龙的传人”“炎黄子孙”“神州大地”这样具有历史性叙述故事的详述性象征，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象征。而“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世界大同”则是具有儒家文人理想的详述性象征，另外，还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这样代表中国人意志的详述性象征。这样的一些详述性象征可能是一个民族的根基隐喻或者“关键剧本”。所谓的根基隐喻就是所有国民共同经历的由各种典故传说，历史故事等投射到心中的“整理体验”，并将其置于文化范畴内，帮助我们思考这些经验如何结合到生活之中。所谓的关键剧本就是“既形成了恰当的目标又建议了达到该目标的有效行动，换句话说，它形成了关键的文化策略”(15)。其包含的是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价值理念，这种价值理念通过这些关键性象征、详述性象征而渗透到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心中，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固的国民性。
第三层级是地域性象征，是属于地方性和不同民族地区的人文景观、民俗风情，如象征蒙古族的蒙古包、大草原、马头琴；象征******的坎儿井、麦西莱甫等；象征傣族的竹楼、泼水节等等。其功能在于：一方面，将人与其环境相连——其在地球上的栖息地以及四周的宇宙空间；另一方面，将人与人相连(16)。当然也与国家的时间历史相连接。在这其中也包含有详述性象征符号，它们是当地的或本族群的神话传说、史诗、历史故事等。
这三个层级的象征形成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系统，在这里，文化符号包括所指和能指两个部分，所谓的能指是指外在的形式，大都是以艺术的形式来呈现的，而所指是指内在的内容，也就是形式背后的意义世界。人们使用它们时，一方面讲究寓意，另一方面也讲究美感与形式，所以我们看到的少数民族艺术和民间艺术大都是具有形式和内容的文化符号。其一方面包含有民俗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有的还包含了当地自然生态方面的寓意与知识，其承载的是不同地域和族群的地方性知识，文化符号越是下沉到基层，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就越是丰富多彩，越是具有多样性。就像是人体分布的毛细血管一样，其一方面从主动脉中分出血液，但它又具有自行运转的主动性。而且越远离上层，其意识形态色彩就越淡薄，生产性、生活性、自然性的内容就越丰富。
如上所述，文化符号的结构呈金字塔状：多元的地域性民族人文符号是金字塔最底端层级。这个层级包含了巨大数量的各民族独有的人文符号，每个符号都表示一个具体的民族；金字塔的中间层级是所有民族共有的、国家领土范围内的地理符号群；金字塔顶端是管理所有民族的国家符号。所有民族都因为国家符号成为一体。
在具体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文化符号呈“洋葱”式多层包裹状：任何民族首先要体现出是国家的一部分，其次体现出在国家内的影响范围，最后再体现本民族的个性。所以多元一体的符号系统引导在国家领导下的日常生活行为，同时这样的生活行为又巩固多元一体文化符号的金字塔结构。
这些不同层级的文化符号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会逐步形成民众日常生活的背景知识，背景知识是一种日常并未察觉，但却通过不同的文化符号潜移默化入心、入眼、入耳，无声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行为。
人类学家常常把来自上层的精英文化称之为大传统，将来自普通民众的文化称之为小传统。小传统的文化往往受大传统的文化的影响和支配，但小传统的文化在第一线的生产劳动和物质生活的交换中也往往会结合大传统创造出丰富的地方性的文化，这种文化直接根植于生活和大自然，因此有活力而且充满创造性，往往会成为大传统文化更新自我的资源所在。如早在先秦开始就出现统治集团到下层社会采风兼体察民情，并十分注重通过采录歌谣来了解民众情绪，以此形成采风制度。到汉朝曾设立乐府机构，采集各地民歌，主要为了寻找散落民间的古代歌曲、音乐，以整顿礼乐制度，教化民众。明朝后期包括民国时期都出现过采风高潮，许多文人着手搜集民间歌谣、谚语等来丰富和完善上层文化。因此，大传统和小传统是一个互动的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中充分体现了一个多元一体的运行模式。也就是越到上层越强调一体，越到下层越是多元，一体需要多元提供养分，多元需要一体来形成共同体意识，并以此形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意识和整体构架。
另外，作为象征体系的文化符号是一个社会的运行基础，往往是动态的，其变革是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开始的，因此，既是自上而下，也是自下而上的。怀特把技术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系统看作一个因果关系的三段式阶梯，而技术则是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系统得以生发的基础。它们是由物质的、机械的、生物物理的，以及生物化学的方式执行的(17)。即通过满足这些生命的基本必要条件，技术方面使得文化的其他方面能够出现。
如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以后，机器代替手工，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使其对传统中国的冲击不仅是体现在国家政体、意识形态以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包括曾铸造了中国人共同意识及价值观的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为此，近百年来曾经在中国大地上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象征体系和文化符号开始支离破碎。如何重建这些符号体系，以进一步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与共同体意识，这就成为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面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的号召。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次民族工作会议和其他会议上提出“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笔者认为这个共同体意识，第一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第二是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认同。
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符号的再建构
(一)对西方文化的反思
近代以来，西方的工业文明和科学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扩展时空尺度的力量，但也带来了巨大的生态危机。其不仅是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而且还加深了地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程度。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由基础科学带来的核能核武、环境激素、基因工程和智能技术，可同化为“核能—激素—基因—智能”，正在深度地改变着自然和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致命的现代性风险(18)。其中“核能”的风险自不必说；“激素”则是各种化学制造物，其对水资源的污染几乎是难以逆转的；“基因”是各种生物学的成果，深刻地侵害了我们的食品安全；智能机器人是数字化技术的成果，最终其是否会威胁到人的存在，我们还不得而知。
为此，有学者认为，对于正在到来或者说即将到来的史无前例的剧变，人类尚未做好准备，这时候光有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已经不行了，需要各方势力的介入，尤其需要哲学家和思想家出场(19)。笔者对于来自西方的传统哲学能否拯救人类的未来，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今天的现代技术—工业—资本(商业)体系起源于现代(近代)科学，而现代(近代)科学脱胎于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形式科学)(20)。可以说，近代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实现，正是源于在古希腊哲学基础上形成的形式科学与实验科学的结合。这种传统欧洲的哲学和科学的形式性思维，给人类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其抽空了人类多元的经验世界，让人类只拥有一个抽象的疏离化的理性世界，致使全世界多元性的传统文化迅速凋敝。中国也一样，传统的蕴含着不同地域人们生活中丰富多彩的衣、食、住、行的象征性文化符号，被一体化的西方现代文化符号所取代，不同地域的蕴含着当地文化及生态知识的民俗仪式有的被肢解，有的被淡化。
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我们的文化，包括重新认识具有中国传统多元一体的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重新认识它，一方面可以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基础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为这样的意识是源远流长的，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灵魂中的；另一方面新的社会转型也让我们有机会和有可能在复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建我们新的具有中华民族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二)全球化所促进的传统文化复兴
以往我们认为现代化和全球化就是全球西方化，后来人类学家们认识到全球化和多元化是同步进行的，全球化发展得越快，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方性文化的复兴就越强烈。人类学家萨林斯曾在书中写道：“非西方民族为了创造自己的现代性文化而展开的斗争，摧毁了在西方人当中业已被广泛接受的传统与变迁的对立、习俗与理性对立的观念，尤其明显的是，摧毁了20世纪著名的传统与发展的对立观念。”(21)他以爱斯基摩人为例，认为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方面大规模地引进现代的技术与便利的生活设施，另一方面又在恢复他们的传统文化与仪式庆典。同时岛上移民的出走并没有使他们的文化丧失掉，反之他们将传统文化扩展到像奥里根和加利弗里亚这样遥远的同宗的居住地。(22)
人类学家费尔南德斯也关注到非洲的芳族人的文化复兴现象，这里曾经是欧洲的殖民地，许多传统文化已经消失，近年来，芳族人正在通过复兴自己传统的文化仪式，重新找到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他们试图“将自身在更宽广的情境中走向更大范围的融合”(23)。在复兴作为传统文化仪式的“布韦提”“展演性隐喻”的过程中，仪式被用来统一、动员和激发并创造“一种统摄性等等团结感”。(24)这些复兴是以“经验的残渣”(25)创造出来的。
人类学家们的观点让我们看到的是现代性和全球化是可以与地方性和传统性相结合的，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摧毁我们的传统文化，以换取现代化的实现，相反传统可能会转化成一种构成新的政治、文化，甚至是经济发展的资源。同时也可以成为民族、国家建构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也因此，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是一致的，就包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一样，当下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外来的工业文明冲击得支离破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保护工作也是一种复兴和重建的工作，而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是由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所组成。
(三)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的是工业革命以后传统文化符号体系的被冲击和被遮蔽，同时也看到在新的社会转型中，传统文化及文化符号正在成为复兴民族文化和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感的重要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中，我们充分地认识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就要加强和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这种加强和重建需要在复兴的基础上进行，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文化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因此其是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一方面我们要复兴传统，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重建新的文化符号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以此来驱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作为当代中华民族总概性象征符号的首先是国旗、国徽，而总详述性象征符号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体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要贯穿到多元的，以地方性、生产性和生活性为载体的文化符号体系中，这些文化符号的重建是极其重要的，是建构一体性思想意识的基础。
新的文化符号的重建一方面要链接传统，另一方面又要与今天的科技革命、全球经济、自然环境以及新的人际关系相互联系，而形成一个新的复杂系统。以下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论述。
第一，强化总概性象征和总详述性象征的意识，主要是通过国旗、国徽、国歌，以及红色景点、红色文化符号、革命历史故事来建构。
第二，复兴传统关键象征和关键详述性象征符号，加强民族文化的认同，主要是通过长城、黄河、大运河、故宫、天安门等具有中华民族历史符号的景点，还有“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儒释道文化”“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人合一”等历史传说、传统经典文化、传统民族精神和思想意识来建构。
第三，复兴传统日常生活和地方性象征符号，这是最多元和最接近生产和生活，甚至是大自然的文化符号体系，包含有不同地方和不同民族地区的人文景观符号，建筑和衣、食、住、行的文化符号，还有不同地方和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和文化。这些符号我们常常将它们看成是民族、民间建筑艺术，民族、民间美术，民族、民间歌舞，民族、民间音乐等，都是以艺术的形式来表达的。在当下社会，这些具有所指和能指的符号系统，其能指的审美形式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所指的意义世界却在迅速消失，如何将这两者相互结合使其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服务是值得研究和实践的。
第四，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体系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知识体系的载体，也是最珍贵的能为当今政治、文化、经济服务的文化资源。从政治文化上来说，发掘和整理这些传统文化符号资源，有利于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外，从经济方面来说，也是文化产业、旅游业等地方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和乡村振兴的抓手。
第五，关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中的生态知识。一般来说，文化符号一方面链接着人与人的关系，另一方面还链接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化符号多元性的形成也是与人类生活环境多元化息息相关的，不同的自然环境所拥有的不同的自然资源、地理交通及气候环境都会构成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而这些文化特征往往是由富有地域性的文化符号来表达的，也由此可以认为不同的文化符号体系也代表了不同地域的地方性知识，这是人类非常重要的多元性的智慧和经验。哪个国家所拥有的这方面的资源越多，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就会越有更多的可能性与选择性。
第六，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符号体系的保护与发掘。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劳动中，许多少数民族都发展出一套与大自然相处的独特智慧和相关的宇宙知识，这些智慧和知识曾有效地帮助他们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也就是说，许多少数民族文化是从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一套完整的生存智慧，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哲学。而这些知识和价值体系往往是由各种人生仪礼、节日庆典以及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这些表达形式也是以文化符号的方式来呈现，成为其文化内部的公共知识交换的工具。同时，我们也常常将其称之为少数民族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对其保护发掘的时候，需要关注其价值观、文化观、自然观等深层问题，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些表面的形式上。
第七，要关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符号重建与全球化的关系。在传统社会中，文化大都是地域性的和局部性的，尽管在古代，国与国之间也有所交往，但由于交通等问题其交往相对缓慢和狭窄，也因此，文化符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地方性。但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交通的便利和人口流动的迅速，使得国家的文化符号不仅是在国家的内部范围传播，也需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使其需要具有国际化的公共性。尤其是当下人类社会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互联网和智能系统的发展让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越来越紧密联系的全球化时代，而且图像、视频等形象性文化符号在网络中的传播超越了文字，成为更加简明的、民族辨识度更高的文化符号。在这样的背景中，民族文化符号的重建，一方面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加入国际性的元素；另一方面也要利用高新技术，在国际化的虚拟空间中找到自己的话语权。
第八，中华民族文化符号重建与未来的关系。文化是动态的，社会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在重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符号时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其的未来性。当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个急剧变化是，早期工业化强调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倾向于退居到次要地位，人们更关心的是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相对高的增长率，人们往往会将保护环境置于优先地位(26)。因此，未来生态保护与可持续的、和平的、绿色文明的发展将成为世界性趋势，哪一个国家能率先发展出这一模式，这个国家就能获得优先发展权。笔者认为，源自古希腊的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城邦国家，城邦文化的核心是商业文化，故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是不断扩展市场、发展经济的工业文明。而中国的文化基因是乡土国家，这样的文化基因注重顺应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发展出了发达的农业文明与手工业文明。在工业化时代，这样的文明是落后的，但在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中也许其蕴含有建立绿色的可持续发展文明的潜质。因此，发展和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一方面是要保护和发展分散在不同地域和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与生态文明相关的传统文化符号以及这些文化符号背后的生态知识，同时还要在这样的基础上重建新的生态文明的文化符号。
五、结束语
通过前面的梳理，我们看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认识、整理与研究，尤其是离不开在新的社会发展背景中对其进行重新建构，笔者认为，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重建正在面临一个新的重大契机，这个契机就是高智能加高生态以及高人文时代的来临。在这样的背景中，如果将国家当下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与未来人类文明转型的思考结合起来，我们是否能率先探索出一条新的绿色文明之路?
在这方面笔者曾有过较多的思考，这一思考深受费孝通先生的影响。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他就指出，传统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工业，而有的是手工业，而且是分散在各个乡村，于是“每个农民多少同时是个工人”(27)。而且还由此产生了许多发达的手工业城市，生产产品大量出口到国外，因此，在历史上中国曾是一个世界手工业工场。后来工业革命通过机器取代手工业，不仅引起了手工业城市的衰败，还打断了乡村与城市的联系，同时也让乡村失去工业而走向贫困与衰败。费孝通先生一生“志在富民”，其目标就是帮助农民找出路，其实也就是在帮助中国的发展寻找出路。他当时开的药方是，让工业下乡，而不是农民进城，因为进了城的农民就不再是农民，农民没了，乡村也就没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也就没了。他曾提出，“要改变乡土工业的技术，最重要的是乡村电气化”(28)，并“必须有计划地把现代技术、组织、精神输入乡村”(29)。当时的梁漱溟先生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脉在乡村，因此，乡村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从旧文化建设出一个新文化来”，他说“故所谓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可云是一种建国运动”(30)。但受时代的局限，他们当时的愿望并未得以实现，但今天的乡村建设由于社会和科学技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需要重新关注这些观点，以找到中国乡村更好的发展之路。
近期，笔者写了一系列有关乡村振兴的论文，提出了一个“后农业社会”的概念，主要思考的是：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工业化的乡村，是否有必要进入到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是否可以跨过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直接利用第三、四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进入“后农业社会”?
所谓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新能源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以及生物能源等的出现，不仅使人类能解决能源的危机问题，还能改变人类当下集中在城市生活的社会构成方式，而将多种产业分散到乡村；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融合数字、物理和生物系统，它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31)。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复杂性、变革性和分散性的特点(32)，如果说，第一、二次工业革命构成了集中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城市经济特点，第三、四次工业革命通过新能源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还有各种人才的互联互通，有可能将许多集中于城市的经济体系结构重新分布到乡村，构成新的社会转型而产生一场生态环境的变革，让乡村进入一个“后农业文明”的时代。
笔者认为，这是非常值得在中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去实践的一种目标，在欧美、包括日本和韩国这些发达国家，早就城市化了或城乡一体化了，只有中国还保留有乡村。美国学者柯布·道格拉斯也曾说“世界的希望在中国，因为中国在工业化的同时还保留了乡村”(33)。因为只有保住自然物种多样性直接结合而内生的具有社会经济多样化的村庄，中国复兴生态文明对于世界而言才算有希望(34)。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城市化已超过乡村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几。笔者认为，我们一定要尽快地认识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机会，在社会的转型期，只有提高我们认识问题的维度才能保有我们未来的发展优势。
笔者之所以要将乡村振兴与中华民族文化符号重建联系起来是认为，人是唯一以符号来认识世界的动物，没有符号，人类几乎难以凭着直觉来认识世界。就像我们认识世界是通过图书、报纸、电视、电影、绘画、音乐、舞蹈等，这所有一切无不是以图像符号、声音符号、肢体符号构成的。因此，人的身体是一个文化的实体，这也意味着心灵就是文化的心灵。就是说，新的乡村建设也要伴随有一套新的文化符号的建设。这些新的文化符号的建设，涉及如下几点。
第一，由于农民进城打工，许多乡村成为空心村，许多建筑都在倒塌，因此，新的乡村建设首先涉及的就是新的人文景观建设和新的房屋的建设。建设什么样风格的房子和什么样风格的人文景观，这就涉及了文化符号的建设问题。第二，随着第四次工业文明带来的社会转型，将会面临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带来的最大冲击将集中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35)，这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有公司预测：“到2025年，软件、机器人与智能机器会取代美国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36)在今天的欧洲，我们也已看到他们“正在经济压力、难民潮、广泛的失业和不断增加的收入差距中蹒跚前行”(37)。其实不仅是欧洲，许多国家都在面临这一挑战，中国也一样，因此，乡村振兴的战略应该把我们未来将面临的这些问题提前思考进去。这样的思考就是，未来不仅会出现农民的返乡潮，还会出现许多城市自由职业者到乡村创业。因此，重构乡村新生活也是未来的一个重要目标，有关衣、食、住、行的新生活必然会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文化符号的产生。第三，未来的乡村不仅只有农业，还应该有生物产业、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和手工业(后农业社会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包含了手工业的复兴，笔者有专门的文章讨论这一问题)等，尤其是文化产业和手工业等都是高附加值产业，其消费的不仅是物，还是文化和知识，这是高人文社会的特点，所谓的文化和知识的载体就是文化符号。第四，未来的人类社会一部分是实体经济，一部分是虚拟经济，人们一半在现实世界生活，一半在虚拟世界生活，也正因如此，人们分散式的远距离交往才可以实现，最终实现乡村的振兴，实现当年费孝通和梁漱溟先生们的梦想。而人类在虚拟空间中的交往更是要依靠图像、视频、声音等文化符号作为载体。
在这一系列的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重建中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需要有怎样的思考?笔者认为：首先，要加强总概性象征符号和总详述性象征符号向基层的渗透，也就是通过这些象征符号从上往下贯彻国家意志和党的方针政策。其次，要加强反映传统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的关键性象征符号和关键性详述符号的教育，包括承载着地方性传统文化习俗和知识的文化符号体系，也就是当下被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在贯彻、学习、传承好以上的这些文化符号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甚至通过创意发展新的乡村经济。
也为此，笔者为“后农业社会”的定义是：后农业社会是围绕着生态知识和创意组织起来的文化性生态经济，其关键集团是：1.生物学、环境学、气象学、海洋学等方面的科学家；2.智能化方面的科学家、工程师、网络专家；3.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研究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4.从事文化创意研究工作的文化学者、艺术家、设计师、文艺工作者与媒体人等，这是一个比后工业社会更加庞大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和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以及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文艺工作者等相结合的队伍(38)。
笔者之所以将“后农业社会”定义为是围绕着生态和创意组织起来的文化性生态经济，因为笔者认为，未来参与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不仅有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还应该有艺术家、设计师、文艺工作者与媒体人的参与，他们不仅是重要的文化创意产业的人才，也是新文化符号的设计者和创作者。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一方面是国家意志和意识形态的向下渗透，同时新的产业和新的生产技术也在产生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文化符号，去进一步完善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建构，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良性循环，将会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及文化自信，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又通过高辨识度的系列中国文化符号体系，在国际上凸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念，同时建设和探索出一套生态、绿色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贡献给世界。
注释：
①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全集》第13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
②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全集》第13卷，第144页。
③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全集》第13卷，第110页。
④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全集》第13卷，第130页。
⑤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全集》第13卷，第120页。
⑥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34页。
⑦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33-134页。
⑧〔美〕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⑨〔美〕贾森·米切尔《观察大脑的互动》，载〔美〕麦克斯·布罗克曼编：《下一步是什么——未来科学的报告》，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页。
⑩Sherry Ortner,On Key Symbol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73(75):1339.
(11)Victor Turner,The Forest of Symbols:Aspects of Ndembu Ritual,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298.
(12)Victor Turner,Dramas,Fields,and Metaphors: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55.
(13)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后附《国旗制法说明》。
(14)Sherry Ortner,On Key Symbol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73(75):1340.
(15)Sherry Ortner,On Key Symbol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73(75):1341.
(16)Leslie White,The Evolution of Culture: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New York:McGraw-Hill,1959:8.
(17)Leslie White,The Evolution of Culture: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to the Fall of Rome,New York:McGraw-Hill,1959:19.
(18)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83页。
(19)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65页。
(20)孙周兴：《人类世的哲学》，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80页。
(21)〔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胡宗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5页。
(22)〔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胡宗泽译，第121页。
(23)James Fernandez,Bwiti:An Anthropology of the Religious Imagination in Africa.Princ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530.
(24)James Fernandez,Bwiti:An Anthropology of the Religious Imagination in Africa.Princ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563.
(25)James Fernandez,Bwiti:An Anthropology of the Religious Imagination in Africa.Princ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8.
(26)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27)费孝通：《中国乡村工业》，载方李莉编：《费孝通论乡村建设》，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28)费孝通：《关于乡土工业与绅权》，载《费孝通全集》第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
(29)费孝通：《关于乡土工业与绅权》，载《费孝通全集》第6卷，第206页。
(3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31)〔德〕克劳斯·施瓦布、〔澳〕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序言。
(32)〔德〕克劳斯·施瓦布、〔澳〕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序言。
(33)转引自温铁军：《城乡二元体制矛盾的形成与城镇化发展战略探讨》，《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温铁军：《我们是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中国改革》2002年第4期。
(34)转引自温铁军：《土地改革与中国城镇化》，《小城镇建设》2015年第8期。
(35)〔美〕凯文·拉古兰德：《未来的就业——技术性失业与解决之道》，艾辉、冯丽丽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36)〔美〕凯文·拉古兰德：《未来的就业——技术性失业与解决之道》，艾辉、冯丽丽译，第6页。
(37)〔美〕凯文·拉古兰德：《未来的就业——技术性事业与解决之道》，艾辉、冯丽丽译，第10页。
(38)方李莉：《后农业社会：一个中国有可能率先进入的发展模式》，《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2023-4-10【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