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所长的王世仁说：“梁思成、刘敦桢是两位真正的大师，中国建筑文化的双子星座。我们年轻时曾经随侍一时，私下里作过比方，说他们就像是李白和杜甫，一个偏浪漫主义，一个严肃厚重。”
只是刘敦桢显得默默无闻了一些。他做了什么得以与梁思成齐名呢？
文丨崔赫翾 瞭望智库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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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留学日本，开创先河
1897年9月19日，刘敦桢出生在湖南省新宁县，其祖辈皆为清代官吏。但优渥的环境并没有让他甘于享受，在长沙求学期间，他学到了许多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吸收了先进思想。1913年，他凭借优异成绩取得官费留学资格，远赴日本开启异国深造之旅。
刘敦桢（1897-1968）
彼时，日本上到政府下到民间都颇为重视古迹保护。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日本传统文化受到剧烈冲击，但是日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没有忘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
早在1871年5月，明治政府太政宫就颁布了保护工艺美术品的《古器物保存法》，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后来又陆续在1897年颁布了《古社寺保护法》、1919年出台了《古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护法》等文化遗产保护法规。
在日期间，刘敦桢见到保护良好的古典建筑，被它们精妙的结构和宏伟的外观吸引，同时也感慨历史更为悠久、文化底蕴更为深厚的中国建筑反而在中国学界默默无闻。一颗下定决心改变现状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1922年春天，刘敦桢如愿取得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证书，结束在建筑师事务所的见习后，婉拒老师的挽留，归国开启了他的建筑教育之路。
归国后刘敦桢与留学同伴柳士英等人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创办“华海建筑事务所”。这是第一所由华人创办的建筑师事务所。但殖民者几乎将上海建筑设计业务全部垄断，刘敦桢他们的建筑业务停滞，在此背景下刘敦桢意识到培养自己国家建筑人才是如此迫切。
刘敦桢的迫切可以在二十年后刘敦桢致学生郭湖生的信函中推测出来：“可是今天研究建筑史的人，有些没有学过建筑，以致研究的对象范围很小，只知一隅，不知全面，更谈不上与国家的建设事业接轨。”
在民族情结的鼓励下，刘敦桢想要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挽救中国传统建筑于危难中。刘敦桢等人以“培养全面懂得建筑工程的人才，能担负起整个工程从设计到施工的全部工作”为目标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建筑教育专业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
自此，中国的建筑教育体系从传统的“师徒相授、不立文字”这种口耳相传的模式转型为专门的学校、建筑事务所等形式。这不仅扩大了建筑学在学科当中的影响力，也意味着传统的建筑教育被替代。
谈及教育学生，刘敦桢坚持要论从史出，旁征博引。研究中国建筑史不能脱离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背景，应尽可能多地看文献、搜集资料，在立足于史论的基础上，将建筑具体的沿革、制度、装饰、结构等非常丰富的形式都在文献中找出答案。没有历史背景的支持，论点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的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中大院，建筑研究院（建筑系）
除去在苏州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刘敦桢于1925年奔赴长沙，在湖南大学土木系执教。1927年冬，刘敦桢又到南京与刘福泰等人在国立中央大学（现东南大学）工学院共创建筑系，使当时的中大成为我国高等学府实施建筑教育的首座摇篮。到1949年前的数十年间，这里一直都是我国高等建筑人才的主要培育基地。
2 战火中的田野考察
1932年秋，刘敦桢赴古都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与1931年入社的梁思成共事。
梁思成认为，研究古建筑不能只埋首故纸堆，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刘敦桢也曾说，“日本人的侵略已箭在弦上，田野调查已然带有抢救性质”。
梁思成和刘敦桢都在国外系统学习过西方建筑学的测绘方法，加入营造学社后，他们便把调查测绘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林徽因称他们是“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放弃了他们盖洋房的好机会，卷了铺盖到各处测绘”。
建筑遗产测绘是科学记录建筑遗产的基本手段，相当于为其建立一份精确的档案。建筑的尺寸、形制以及结构上的比例关系，只有测绘图纸才能准确记录。可见，测绘是建筑遗产保护、修缮和复建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
彼时山河破碎，中国古建筑以木构为主，“一炷香上飞溅的火星，也会把整座庙宇化为灰烬”，更经受不起战火的侵袭。这些“死心眼”的建筑师们想要将古建筑逐一测绘、留存真迹，以防不备之需，便开始了野外调查工作。
北京智化寺
刘敦桢带领学社成员，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河北、河南、山东地区、苏州、云南、四川等地均留下了他们工作的身影。他们先后四次前往河南考察，反复三次去云南实地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当属对北平智化寺的研究成果——《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这是刘敦桢最早的一篇长篇古建筑调查报告。
在研究方法上，他们运用王国维“二重证法”，将古文献与现代测绘技术结合，对调查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照古看今。这种研究方法得到建筑界的普遍肯定，并在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中沿用至今。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用九个字对其进行了精炼总结：“旧根基、新思想、新方法”。
由于要考察的建筑大多处于地势险峻的偏远地区，刘敦桢团队的考察之路并不轻松。为取得第一手详细资料，他们钻进积累了上百年灰尘的屋架、登上年久失修随时可能松动的塔顶。枯朽的梁柱、松散的砖石都可能给探索者带来致命危险，冷不丁窜出的蛇虫和蝙蝠更是添了几分惊恐。
1932-1941年间，刘敦桢一直坚持对古建筑的考察，哪怕学社资金短缺阶段，也要实地考察。9年间，他带领团队走过大半个中国，挽救古建筑于水火，带回了前所未有极为珍贵的资料。在此基础上，他共写出总字数达50万字的30多篇学术著作，绘制图片1000余幅，使其在中国建筑史界有了无可争辩的学术地位。
1936年，刘敦桢与陈明达、赵法参赴河南、山东、河北及江苏作古建筑报告。报告有《河南古建筑调查笔记》《苏州古建筑调查记》《河北、河南、山东古建筑调查日记》《河南省北部古建筑调查记》《明鲁班营造正式抄本》《江苏吴县汉院双塔》《河南济源县延庆寺舍利塔》。1937年，他再赴河南、陕西作古建筑调查，著有《河南陕西二省古建筑调查笔记》《龙门石窟调查记》。1941年作《川康古建调查日记》《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等。
“七七事变”后，刘敦祯、梁思成等人不愿留在北平当亡国奴，纷纷举家南迁并继续他们未完的事业。说起刘敦桢的爱国情结有一件事情不能不提。当时他在学术界已颇有名气，又有在日本生活学习的经历，便有人劝说他前往承德为伪满洲国修理山庄。当时，日本人给他开出高达五位数的酬劳，但刘敦桢对此嗤之以鼻。
3 结缘“南都第一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极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条件下，刘敦桢开始研究中国各地的民居住宅，并整理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住宅概说》。
当时，苏州园林逐渐受到建筑学者们的关注。这是刘敦桢长期关注，但一直没来得及研究的专题。1954年，刘敦桢终于有机会组织人员，对苏州城区内外各类大大小小的园林正式进行勘测。为了深入了解园林景物在不同季节和气候下的变化，刘敦桢等人常年驻守在园中，观察粉墙、树影、湖面在阳光和月色下的不同，以及晴阴雨雪带来的景色差异。此后数年，刘敦桢不断对《苏州的园林》进行润色扩充，整理成一部新的学术著作，并改名为《苏州古典园林》。
1958年，他接到了南京市委书记彭冲任命的另外一项任务——主持整修原属明代中山王府的瞻园。瞻园的历史可追溯至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前的吴王府，后赐予中山王徐达为府邸花园，以欧阳修诗句“瞻望玉堂，如在天上”而命名。在明代，此园被称为“南都第一园”。辛亥革命后,该园不断受到摧残与破坏。
对这座饱经风霜的园林进行修复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刘敦桢在对瞻园进行全面测绘后，才在此基础上制定出整套修复方案：不仅新建了临街大门和与其相关的廊轩、幽庭和水院以及附有曲折水洞和钟乳石崖穴的南部石山；还对山下原来呈规则扇形平面的南池进行了改造；同时拓宽了北假山的石壁；新辟其东北隅的水湾与园西侧的溪流。
刘敦桢的儿子刘叙杰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谈到：“在这项工程中，父亲除了亲自拟定规划设计方案，还与助手多次讨论，详细审核图纸，反复推敲各处建筑、山石、水面及花木的具体布置和做法。特别对于新建的南部石假山和其下的水池，他殚竭心力，亲手绘出草图，又以胶泥制作模型，多方修改调整。”
刘敦桢在改造过程中事必躬亲，经常前往工地挑选石料，并指导工匠们技术问题。这不仅让他的构思得以准确呈现，也保证了工程进度。1965年，新园终于落成，得到各界一致好评。
于是，市政府决定继续让刘敦桢负责接下来的二期工程。二期工程位于瞻园旧址东侧，当时为某单位家属宿舍，需在该区修建新园林。设计方案采用了传统园林设计的一贯手法,包括若干大小庭院、屈曲水池、周边绿化及相应的楼阁亭榭建筑。同时，新建园林还应具有公共服务功能。这要求新园林一要建广阔草坪，二是不堆砌全由石料构筑的假山。此外，新园林还力求在景观上与旧园形成不同的对比。由于种种原因，该工程直到1988年才得以完工。
时至今日，瞻园已成为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吸引无数游客的极佳景点之一。无论是前来考察的中外专家，还是参观游览的各国民众,都对瞻园的景色赞不绝口。特别是南区假山一带的奇思构想，20世纪以来国内各地假山创作尚未有出其右者。
4 《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
1959年8月，根据中国与苏联互相签订的文化协定，为苏联建筑科学院主编的多卷集《世界建筑通史》提供中国古代建筑史稿的任务又落到了刘敦桢肩上。
《中国古代建筑史》
当时的策略是“一稿两用”，一方面为苏联提供稿件，一方面用作国内教材。为此，刘敦桢组织了国内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的众多工作人员，先后撰写了一、二、三稿。随后由于中苏关系变化，史稿改为国内发行，内容也须随之调整增补。
在时任建工部部长刘秀峰的指导下，主编人员又增加了梁思成、汪之力，同时扩大了编委会。《中国古代建筑史》前后历时7年、修改8稿，最终在1980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
该书出版后，被评为国家建筑工程总局1980年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成为了当时最具权威性的建筑类书籍，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建筑史学研究水平，体现了当时建筑界学术发展的盛况。至今此书仍被列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的重要参考书目，后辈建筑史学者基本以该书构成的研究框架继续开展研究。
在刘敦桢写给建筑史学家郭湖生的书信中，人们看到了他编写这部书籍的初衷——“现在我希望你先掌握唯物辩证法，其次研究中国通史，因为只有先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经过，才能了解中国建筑是如何形成与进展的......必须用唯物辩证法研究一些别人尚未研究，而与建筑史有关的内容。在这基础上，再去钻研建筑史与建筑结构、装饰等，方不致误入歧途。”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潘谷西在《刘敦桢建筑史论著选集》序中是这样评价的：“他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是目前最具权威性的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发展的专著，由于刘敦桢、梁思成两位先生以及他们所领导的科研队伍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使我国建筑史学科已经形成为一个具有相当深厚的学科基础和可观成就的学术门类，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由外国人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由外人来撰写的落后状况，把研究这门学问又搬回了中国。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的变化。”
5 “中人之资”，勤能补拙
刘敦桢对自己的评价是“不过中人之资”。在其夫人陈敬和其子刘叙杰的记忆里，他除了基本生活温饱外没有没有吸烟酗酒的习惯，也不爱听戏下棋，更不用说看电影逛街。书房是他停留最久的地方，他总是翻阅书籍写作直到很晚才休息，可以说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建筑事业。
有人统计，近50年中，刘敦桢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学校中度过。从1933年开始的4年间，他在华北六省进行大量科研调查，其中抽空所写的论文、调查报告、读书笔记共达60多万字。
刘敦桢在研究过程中始终践行实事求是、谨慎细致，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中学与西学相结合，日积月累创造了如此多的知识财富。在当时的时代，刘敦桢于自己能力所及范围内，抛开部分条件的局限性、重要资料的稀缺性、学术观点不成熟等种种困难，为中国建筑学界做出了极高的学术贡献。他总结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不仅成为中国建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人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中国园林建筑深远沉稳的风格也契合了刘敦桢内敛稳重的为人方式，他认真到就连给朋友写信都要修改几次，然后重新誊写一遍，才肯寄出。翻看刘敦桢留下的文稿和笔记，每个字的一钩一划和标点符号，都写得十分端正整齐。
这种严谨的生活态度，完整地映射到了刘敦桢的建筑理念上。他写出的作品，被后人评价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又兼具审美意义”，“体现了中国建筑文化研究先行者们为开辟一片崭新审美空间的良苦用心”。
2023-08-28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