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挖掘长江文化的精神内涵，推动江苏文脉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9月15日，由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的“文脉里的长江——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青年学者圆桌论坛”在南京举行，8位青年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炼和展示长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多维呈现长江文化厚重的历史文脉和江苏特质。长江学者、东南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樊和平不仅作了精妙的点评，还对长江文化、江苏文脉做了富有哲理又诗意盎然的解读。
长江经济带的移动与江南藏书文化之兴盛
在长江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藏书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也能窥见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在长江流域的时代转移。
南北朝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宋代以后，经济重心在南方已成定局，位于长江中上游的经济带也逐步向下游转移。明代以后，江南藏书逐渐兴盛，主要得益于江南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其他各省。
首先，明代中期，生活在苏州一带的文人，开始以文物鉴赏的眼光来看待宋元古籍，在各层面形成收藏热情，书籍由此得到了更好的保藏。其次，当经济发达之后，江南地区更加注重教育，明清两代状元共209人，其中江浙就占了一半。读书风气的浓厚，自然带来藏书的兴味。
同时，长江下游流域的区位优势，也使得书籍在此地不断聚集，为藏书家提供了充足的“货源”，主要表现在：第一，长江形成了天然的屏障，使江南地区在南北方战争中多能有所保全。第二，依托长江，开发运河，江南地区形成了纵横密布、便于航行的水道。这些水道不仅是重要的经济线，也是书船往来的重要渠道。第三，交通的发达改变了依赖物料产地的雕版业，处于长江流域水道交汇点的城市开始成为雕版业中心。如南京在明清时期能成为雕版业的核心区域之一，正是依仗长江流域发达的交通。雕版业兴盛，让江南地区不仅成为书籍聚集地，也成为书籍的重要生产地。这些因素的叠加，促使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在明代中期以后，成为了中国私人藏书最发达的地区。
南京城墙与长江
南京依江而生，伴江而兴，是长江中下游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中心城市。南京城墙，是南京极为重要的长江文化遗产，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体量最大、最长的都城城墙。在《金陵四十八景全图》《金陵古迹名胜影集》等众多与南京相关的书籍中，都少不了城墙和长江的身影。
长江自古以来就是护城体系的一部分。东吴时，孙权在长江边兴筑石头城。沧海桑田，现在的石头城已经离长江十几公里。明初，朱元璋下令补建外郭，西北侧一段直接利用长江天堑，以节约建造成本。他还在长江北岸修筑了卫城浦子口城，后又设江浦县。自此，南京的行政管辖范围扩大到长江两岸。长江文化在城门和地名上也有所体现，如“挹江门”“江东门”。“挹江”意为舀取江水，“江东门”则因位于长江东岸。
长江航道是我国东西运输的大动脉。明初建造南京城墙所需的大量城砖，都是由长江中下游五省烧造并通过长江水系运抵南京。截至目前，已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15处明代南京城墙砖官窑遗址，它们是长江与城墙紧密联系的实证。
城墙和长江共同见证了明初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启，共同见证了清末《南京条约》的签订，共同见证了国民政权的覆亡和新中国的诞生。
南京城墙是典型的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是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物质载体和地域标识。努力挖掘南京城墙和长江文化的内在联系，可助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南京段的建设，进一步丰富长江文化的内容和价值，讲好中国故事。
方志视角下的长江文化
江苏作为我国最早编修地方志的地区之一，素有“方志之乡”的美誉。长江文化的发展推动江苏方志的发展与繁荣，江苏方志也是江苏历史的重要记述方式和表现形式，更是认识、了解和传承长江文化的重要窗口。
江苏方志是长江文化的重要载体。方志种类齐全，内容丰富，各种各样的山水志、名胜志、人物志、艺文志等，不仅记录了长江流域的山川形胜和风土人情，更承载着绵延数千年的长江文化。
江苏地域方志的发展与长江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首先，发达的社会经济为方志编纂、传播奠定了基础。造纸业、印刷业不断发展，加速书籍出版与流通，方志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本体裁出现；其次，教育的发展充实、壮大了地方志编纂人才队伍。方志编纂一般由官员主持，负责调度人员和资金等，各地有功名的士人则是编修方志的骨干力量；再次，长江经济的发达促进了藏书文化的发展，由此推动方志文化发展和传承。
地方志的编纂对传承弘扬长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以方志语言讲述长江故事，丰富了长江文化表现形态，以《江苏文库·方志编》为例，收录的历代江苏行政区域内的省志和府州县志，完整展现了长江下游近两千年的历史风貌；方志以包罗万象的丰富内容，从不同侧面记录着长江流域的文化形态，拓宽了长江文化内涵外延。
搜集、记录方志中的长江文化记忆，梳理长江文化脉络，深入挖掘弘扬江苏的文脉精神，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方志了解江苏文脉、了解长江文化，增强地域认同感和文化自豪感，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呈现更加绚烂多彩的中华文明。
乾嘉学派中的长江文化基因
清代乾嘉学派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中的一座高峰，群星璀璨，成就辉煌。在乾嘉学派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长江文化给予了它丰富的营养。在乾嘉学派身上，可以看到崇文重教、经世致用、久久为功、兼容并包等长江文化基因留下的深深烙印。
长江下游一带古为吴越之地，文化底蕴深厚。早在三国时期，这里便已有“官学”。从那时起，崇文重教便成了长江下游一带的文化中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唐宋以降，民间书院又纷纷兴起。到了明清两代，民间私人藏书楼方兴未艾。这种崇文重教的文化随着历史积淀，逐渐成为长江文化的基因之一，也正是这样的基因促发了乾嘉学派的崛起。
明中叶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逐渐形成了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的“市民文化”，培养了一批以“经世致用”为己任的人才，乾嘉学派的治学也体现出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
长江由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中国的第一大河，这正体现了一种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精神，而这种精神逐渐内化为长江文化中又一重要的基因，对乾嘉学派的学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作为乾嘉学派中的一支，扬州学派有着不墨守门户之见的学术态度，体现了长江文化中兼容并包的基因。也正是这种基因促使了乾嘉学派的转型，出现了以焦循、阮元等为代表的扬州学派诸儒，调和汉宋，使得乾嘉学派在清中期之后有所革新，正式开启了清代学术由古代向近代转向的路径。
江南义庄：长江文化的千年遗韵
义庄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族文化为内核的社会组织形态，在历史上遍布于全国各地，在传统中国时期为稳定地方秩序、繁荣地方经济、救济贫弱族人、教化宗族子弟、提供乡村公共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一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最初乃是发轫于长江下游的苏州，并以江南地区最为集中和繁盛，历经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和民国时期，绵延九百年之久。
江南义庄的兴起和发展与长江流域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密不可分。从地理区位来看，江南地区气候温润、水路通达，相比于中原地区战乱较少，社会比较安定，因此北宋后期吸引了许多世家大族的迁徙。这些具有较高文化层次的移民的迁入，使得江南地区居民的文化程度相应提高，逐渐成为中国士大夫的集聚之地。而这一群体在政治地位、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声望上均处于金字塔顶，他们有能力也有意愿建置义庄以保障宗族的可持续发展，而他们的行为也因为契合了封建皇权的统治目标，因此得到了官方的许可甚至是鼓励。明清两代江南义庄的发展达到顶峰，不仅义庄数量众多，而且义田的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均超过了以往。同时江南义庄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是捐献主体的庶民化趋势，二是区位分布的城镇化趋向。这些新的特征的出现都与长江流域工商业的日渐发达以及以此带来的江南社会结构的变迁息息相关。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义”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作为“义”之载体的江南义庄的兴起、繁盛与长江文化的滋养息息相关，同时它也在相当程度上涵养了长江文化包容、乐善、尚学、忠孝的底蕴和特征。
江南学子科考之路与长江文化
清代常熟的一名考生，因要到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试，对于他来说，走水路是最便利的一种方式。因此，他的一生与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行程，也就成为了解江南士子的科考之路与长江文化的一扇窗口。
龚缙熙一生寂寂无名，从他完整的日记《龚又村自怡日记》来看，从道光十四年（1834）25岁起，就开始参加乡试，一直到同治九年（1870）61岁截止，一生参加了12次乡试，但都没有中举。
对于江南地区的大部分学子而言，长江文化带来的冲击，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地理环境的变化给他们带来惊险感，如渡江水紧，篙师力竭，怒涛簸荡，差点就翻了船；而绮丽的风光则带来了新奇感，使他们写下了一些有关长江的诗文，如“一帆风雨渡江来”“画眉声里渡江来”“月过中秋瘦一分”“泊燕子矶，见山外云山，三面环绕，宛如画图”等，令人神往。
在科举八股文中，对句是相当重要的结构成分。龚缙熙在日记中不厌其烦地记载了他每次游玩南京所见到名胜中的对联。不仅反映了南京地方文化对他的吸引力，还进一步说明这些直接的文化符号，对他科举之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许多参与科举的士子，他们与长江的关系，无疑是极具细节性与真实性的，经由长江流览江山，通过长江开阔视野，甚至通过这一段长江之旅，可以经由大海，走向来年的春闱。
从这名普通考生的日记，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长江润物细无声地将千年文脉深入到普通人的日常，为我们探索长江文化与科举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线索。
长江税关对地区商业及文化的影响
绵延800里的江苏长江沿线，明清时在商埠要冲设有税关，如龙江关、西新关、扬州关等，历史上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不仅带来了丰厚赋税，更推动了商业繁荣，文化昌盛。
税关推动了商业集聚和城市繁荣。如以抽收竹木排筏等税为主的南京龙江关，各省汇聚的客商所建会馆计有30余所，豪商巨贾聚集于秦淮河畔，“大约一日之间千金靡费”，带动了南京城茶馆酒楼等相关行业的兴盛。
税关促成了商业街道的走向与分布。“彰朝廷之体制”的税关公署，沿中轴线分布着牌坊、仪门、大堂、二堂等建筑，规制严整。浒墅关关署是当地出现的第一座大型建筑，之后所建的重要建筑大多以关署为圆心分散在四周。明代扬州城新城的主要干道就是从税关码头辐射出来的三条商业街，可以说税关对城市建设影响深远。
长江税关丰富了文学创作。明清文学作品中有不少税关书写，清代龙江关监督一职，由江宁织造兼任，《红楼梦》中部分人物原型、故事情节，都与龙江关有关,《儒林外史》中连续五次出现扬州税关，张岱《陶庵梦忆》有“二十四桥风月”条，描写了扬州税关上的风物世情。另有很多税关诗词流存，如汤显祖《戊戌上巳扬州钞关别平昌吏民》：“富贵年华逝不还，吏民何用泣江关？清朝拂绶看行李，稚子牵舟云水间。”清代“红豆词人”吴绮在《望江南》中描绘：“扬州夜，花月拥邗关。锦瑟两行倾玉碗，红灯千影照珠鬟，春露不曾寒。”词中的邗关即扬州关。
从江淮水灾救济解读长江地域文化
江苏地处中国大陆沿海中部和长江、淮河下游，在黄河夺淮影响下，清代中后期江淮地区泥沙淤积沉淀，河岸加高，河道宣泄不畅。加上雨量增加，原有水利失修，带来频繁的洪涝灾害。史料中记载的大量江淮赈济案例，蕴藏着人民对抗灾害的勇气智慧，是我们当前研究长江地域文化的宝贵资源。
在既与水灾抗争，又与水利共生的长江文化浸润下，江淮流域涌现出一批批兴利济民的治水专家，有林正青、慕天颜、熊煐、陶澍等官员，治淮黄、疏水利、办海运，彰显了他们一心为民的仁心；有“土生土长”的治水功臣，如清东台县时堰人冯道立毕生精力尽投家乡水利事业，经验总结集大成者当数他所著的《测海蠡言》，包罗前期准备、技术要领、规章制度、民工生活等方面，提倡“内以浚淤，外以刷沙，筑堤束水”的治水理念，南通海门人张謇倡议“裁弯取直”等疏浚水道的方法。
除政府官方专门机构管理赈灾事宜外，还有无数乡士仁人劝捐义赈。他们富有远见、勇担大义，所表现出的“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的优秀品质，与长江文化所蕴含的攻坚克难、守望相助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此外，根据“晴雨录”和相关水情奏报等实况，也能从中分析探讨水灾发生特点与规律，为今后水灾预判和有效应对提供可靠经验。
借古察今，前人在抗争灾难、治理水灾、赈济灾民等方面都留下了有益指引，为我们治理长江留下了可贵的经验和启示。
2023-09-21【新华报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