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3日， “清华与长三角名城的四十年”学术论坛在苏州成功召开。会议特邀东南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历史与理论学委会主任委员董卫发表了题为《中国名城：繁荣昌盛40年 转型升级向未来》的主旨报告，报告从全球视野和国家层面，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开拓性的畅想。
报告指出，从亚洲和全球城市化的趋势看，中国名城制度为世界提供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特别在亚洲城市化不断加速的时候，中国的名城制度作为经40年实践磨砺而不断完善、优化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可为同样在高密度和经济快速成长条件下探索历史城市可持续保护与发展的亚洲各国提供一种可靠、有效的操作路径。同时，中国名城保护发展的未来，应打破单一、独立的城市边界，充分汲取中国古代智慧，结合当前大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态势在区域尺度上重组各类历史文化资源，以“名城组团”或“名城集群”方式构建面向未来的多层级国家和区域历史文化空间网络。
近年来，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纷纷发表城市发展报告，指出到2050年全球城市化的85%将集中在亚洲，并且将有24亿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这应当是未来三十年这个世界最大的变化了。
比较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约有7亿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从而完全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与城市格局。其所关联的发展态势使中国从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状态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中国经验展望未来的亚洲城市化趋势，可以预见一个城市化的亚洲世纪将推进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空间格局的根本性变化。
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经验，可以为许多亚洲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板。从1850年英国成为第一个城市化国家起，欧美城市化大多是以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口规模计，而亚洲国家的城市化将是以数千万乃至上亿人口规模计。在全世界只有中国拥有管控如此规模城市化的实际经验和切实可行的管理方法，这其中就包括了名城制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名城制度不仅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客观上也为全球城市化的未来，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可靠可行可衍生的道路和模式。因此，通过对中国名城理论及其方法加以总结、提升与进一步拓展，这种中国创立的城市模式也能够为亚洲众多的历史城市所利用，并为全球城市化新格局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明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在不断变化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城市化发展必须为未来世界格局的形成做好准备。从这个层面看，我们完全可以借“一带一路”发展之势开展基于名城理念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进一步梳理、创新、重塑沿线区域性历史城市集群体系，通过保护、利用与发展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性历史文化空间新格局。
例如，我国周边许多地区的城市化历史及其发展态势和我国的情况有很大的共通性。包括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一带，历史上城市发展多呈现以大河流域为地理单元的城市簇群。随着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程度的逐渐提高，也完全有可能形成大尺度、区域性的历史城市网络。这正是我国这些年城市群发展的总体趋势。
我国当前超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方式，其实从我国古代城市地图中也可以窥知一二。在很多志书中都有“府境”、“县境”或“境域”图，其所表达的正是以府、县城为中心的、包括区域山水体系的城市群系统。十分自然地，相关乡村和集镇也都一并纳入到这个城市群系统里。这说明，自秦始皇开创郡县制以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与城乡管理，逐渐形成了一套历史悠久、逻辑清晰、层级鲜明、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城乡空间理念及其操作方法。从大量的古代城乡地图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古人在作图时脑海里存在着一种区域协同和城乡一体的环境-空间概念。在众所周知的“平江图”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苏州老城格局，而且其左侧还在十分有限的空间里表现出与老城相当距离的“吴中之巅”山系和胥江水系。为什么古人将其关联在一起？显然别有用意。这应当与那时人们所理解的城市历史环境有关。该图左下角明确标注有“吴城”、“越城”、“馆娃宫”等字样，说明南宋时人们已经了解这个地方存在着许多古城遗迹，亦即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春秋大城”遗址。因此，我们应当充分汲取这些宝贵的古代知识和智慧。
古代地图中所展现出的空间系统，包括了地理环境、城乡格局、道路交通、行政区划、以及国家制度、军事、信仰、文化等诸多因素。理解了这个概念，便能更好地理解古代城市和城市系统的概念。通过名城保护与发展，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认知、认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思想，这对我国超大城市与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会大有裨益。
所以，名城未来的发展，应该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形成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策略：一是按照国家城市化发展总体方向，形成与超大规模的城市群体系相匹配的保护制度与方法，如重新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各类自然与文化资源，形成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国家历史文化空间系统；二是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按照习总书记强调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治国理念，不断发掘、整合日常生活空间的历史文化因素，将目前多头管理的平行分支系统组合为一套联动密切、整体运行的大系统。这样就可以以当前名城架构为基础，向上强化区域性历史文化网络特征和优势，向下进一步优化地方资源结构。这样就能够以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础，将历史城市网络与未来城市网络完美联系起来。
今年9月，江苏、浙江、上海二省一市同时公布了“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该都市圈囊括了江苏的苏锡常和浙江的宁嘉绍等城市，以区域联动的结构作为整个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圈。但如果从古代太湖地区的历史文化看，这里存在着许多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到吴越文化等一系列连续性的古代聚落与城市遗址，其整体分布状况与今天的“上海大都市圈”城市格局相当接近。这说明，从五千余年前太湖地区聚落与城市发展的初期开始，这里就逐渐形成了集群化的态势，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区域协同五千年。因此，这些古代遗址及其所形成的分布特征就为今天的区域协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文化支撑。考虑到长三角城市大多都是名城，这也为该地区诸多名城的集群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上海大都市圈的空间协同，除了体现在社会经济、产业链、交通等方面以外，在历史文化空间建构方面也应当创新一条区域协同的路径。
同样原理，在目前正在编制的江苏省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规划中，我们也尽量借鉴丰富而宝贵的古代智慧，通过分析江苏历史文脉，将各种自然与文化资源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文化片区。我们受到古代江苏地图的启发，提出“群岛城乡”的空间概念，这种空间格局充分体现江苏水网密集的地理特点，有别于其他省份。同时，均质、密集水网的地理条件也解释了为什么江苏拥有全国以省为单位数量最多的名城和发达的乡镇系统。在相对均质化的地理条件下，各个城市都有很好的发展空间，也积淀了深厚的地方文化。
相比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具有更为多样复杂的地理构造，也就形成了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历史积淀。如何讲好长江文化带故事，尤其是如何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展现出长三角生动而辉煌的篇章，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发掘。按照自然地理特征，可以将长江流域划分为几个大的片区。从下游、中游、上游到源区，都有各自的自然和文化特点。按照前面阐述的理念，我们也可以在国家、区域、城市等不同尺度上开展研究，建构历史文化空间体系，进一步提升和优化沿线名城的结构。当然长江流域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大量现有工业企业带的分布，特别在长三角地区存在大量的沿江化工企业，当然这些以后也有可能成为一种未来的资源。
在分析南京都市圈规划时，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长江上大约有一千多个各种各样的岛和洲。这些岛在某些地段比较集中，比如南京和马鞍山这段有十多个岛非常密集。这些岛目前没有纳入城市发展规划里面去，只是生态保护的对象，其实还有很多历史文化价值有待发展利用。在长江文化带中展现一下长江岛屿，可以形成非常特殊的景观系统。其实古人已经在这方面为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一些关于长江岛洲的古画中将这些岛屿描绘的十分清晰而生动，说明古人对长江环境的认知在有些方面比今人显得更加深刻。
再回到“一带一路”的话题。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和其他国家关联起来，这可能是最早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从海洋空间来看，中国周边无边的大海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文脉深厚的地区，而海上丝路就是编织这个海上历史文化空间的无形网络。通过海上航道将各国沿海城市编织起来，我们就有可能把海洋空间的历史文化价值发掘得更深。这也可以是我们的名城系统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晚清中国国力羸弱，遭到列强欺凌最为严重。在这个最糟糕的时期，经史学家陈澹然先生在其《迁都建藩议》中呼吁通过迁都避开列强锋芒以重建国家，其中有句名言是：“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现在看来，这句话仍然有其现实意义。现在，在中国名城制度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思考未来四十年中国的名城制度如何发展。今天，我从全球化和中国城市化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提出一些初步思考，希望能将中国名城发展的宝贵经验，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使其上升为具有中国特色和全球价值的理论体系、操作方法和发展模式。
根据专家现场报告整理，已经专家审阅
排版｜李刚
封面图/图片｜供稿部门
供稿｜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中心
2023-1-9【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