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揭示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社会大众伦理道德发展的“多”与“一”、“变”与“不变”的规律，自2007年始，笔者率江苏省“道德发展高端智库”的同仁进行了持续10年的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大调查，分别进行了三轮全国调查、四轮江苏调查（2007年、2013年、2016年、2017年）。该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在10年中经过了三期发展，呈现“二元聚集—二元分化—走向共识”的精神轨迹。
一、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大众在激荡和震荡中所形成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共识之一，就是关于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这一自觉自信的要义，不仅是关于伦理道德状况的文化共识，而且也是对伦理型文化的现代认同，是关于伦理型中国文化如何继续在世界文明体系中自立自强的共识。
近10年来中国社会大众的集体意识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态度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激烈批判悄悄走向认同回归，并逐渐凝聚为社会大众最重要的文化共识之一。对中国伦理道德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回归所释放的第一信号，是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活主导结构的认知和判断。当问及“你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生活的主流是什么”时，三次全国调查呈现的轨迹十分清晰。社会大众对道德生活的认知判断中渗透了价值期盼。
“您认为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风尚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因素是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市场经济三大影响因子中，这10年的变化轨迹表明，“传统文化崩坏”的归因不断上升，2007年影响最小，2013年从第三跃居第一，2017年成绝对第一归因。“外来文化冲击”是其中相对比较稳定的因素。调查数据和信息表明，对中国伦理道德传统认同和回归的呼唤，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大众最为强烈和深刻的文化共识之一。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最大特点是伦理道德对于个人安身立命和社会生活的特殊意义，呈现伦理型文化的特征。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大众依然坚守对伦理道德优先地位的伦理型文化守望，关于宗教信仰状况和处理人际冲突的调节手段的调查结果，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参照性很强并体现文化共识的重要信息。在中华文明史上宗教从来没有缺场，既有本土的道教，又有后来传入并广泛传播的佛教，然而中华民族最终却没有走向宗教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有强大的伦理道德传统。
伦理型文化之“伦理型”，不只是相对于精神生活中的宗教，也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法制。从2007年开始，追问同一个问题：“如果发生重大利益冲突，你会首先选择哪种途径解决？”伦理道德一如既往是首选。调查结果发现，在家庭成员、朋友、同事之间，“沟通”和“调解”的伦理路径是绝对选项，其次是选择“能忍则忍”的道德路径。即使在商业伙伴之间，伦理路径依然是首选，只是法律手段的权重大幅增加，成为第二选项。可见，伦理、道德、法律之情—理—法三位一体的价值序位，依然是高度文化共识和文化守望。
综上所述，传统认同—文化守望—信念信心，构成连接历史、现实、未来的数据流和信息链，展现出中国社会大众关于伦理道德的自觉自信的文化共识，复原出伦理型文化的精神图像，由此可以哲学地回应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诸多重大理论前沿和现实难题。第一，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第二，关于宗教和伦理的关系以及应对宗教挑战的文化战略和文化信心问题。第三，关于善恶因果律。善恶因果律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是人类文明的终极追求和顶层设计，它不仅是信念基础，而且是文化基石。我们的调查发现，社会大众与其说对善恶因果的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认同度，毋宁说在文化信念和文化信心方面具有高度的文化共识，因为善恶因果律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信念。
二、“新五伦”与“新五常”：伦理—道德转型的文化共识
自2007年始，三次全国调查、四次江苏调查都对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大众在伦理道德领域形成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共识，便是“新五伦”和“新五常”。
现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关系是哪些？“新五伦”是什么？三次全国调查、两次江苏独立调查，五次调查提供的信息惊人相似。排列前三位的都是家庭血缘关系，并且排序完全相同：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第四位、第五位在共识之中存在差异，朋友、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共同因子，但位序有所不同。
“新五伦”共识中虽然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但可以肯定并得出的结论是：家庭血缘关系在现代中国的伦理关系中依然处于绝对优先对位，社会大众对它们的共识在质的认同和量的排序方面都完全一致，可以说这是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绝对共识”。
“五常”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关于道德的核心价值。自轴心时代始，中国传统道德所倡导的德目虽然很多，然而自孟子提出“四德”，董仲舒建立“五常”之后，“仁义礼智信”便成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道德共识，即便在由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中，“五常”之德也在相当程度上被承认，人们所集中批判的往往是它们的异化而形成的伪善，而不是五常之德本身。五次调查的信息表明，虽然“五常”之德排序上有所差异，但传递一个强烈信息：现代中国社会大众关于最重要的德性即所谓“新五常”的价值共识正在生成或已经形成。综合以上信息，“爱”（包括仁爱、友爱、博爱）是第一德性；“诚信”是第二德性，“责任”是第三德性，“公正”或正义是第四德性，“宽容、孝敬”可以并列为第五德性，但考虑到问卷设计的差异，除2007年的问卷中没有“孝敬”一德的选项外，其余几次调查都有该选项，结合诸德性之间的重叠交叉，第五德性可能以“宽容”更为合宜。由此，“新五常”便可以表述为：爱、诚信、责任、公正、宽容。
“新五伦”—“新五常”及其转型轨迹，可以诠释和回应三个具有哲学意义的前沿问题。其一，家庭伦理的文化地位与伦理型文化的关系。其二，“不宗教”的伦理基础。其三，问题意识与道德发展。显而易见，“新五常”更多是指向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治疗“道德病人”所需要的德性。
虽然没有足够的理由断定“新五常”只是出于问题意识，但可以肯定它们相当程度上指向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的诸多伦理道德问题，也说明道德作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如果关于基德母德的认同只是出于问题意识，那么伦理道德的文明功能便只是一种“精神医生”，遵循老子所批评的那种“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的“缺德补德”的逻辑。道德的本性是超越，是个体通过“德”的主体建构与“道”同一，从而超越有限达到无限的过程，这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人类觉悟的文明真谛。
三、伦理实体发展的集体理性与伦理精神共识
调查发现，改革开放40年，一种新的伦理精神共识正在生成，其要义有三。一是伦理认同，尤其是对伦理实体的认同；二是伦理忧患，以道德批判和道德发展保卫伦理存在，捍卫伦理实体；三是伦理建构，在文化宽容中建构新的伦理实体。
如何应对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并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中国伦理道德的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问题式和忧患的强度发生重大变化，而且新的问题意识正在生成。在2007年和2013年的调查中，分配不公与干部腐败都是位于前两位的文化忧患或伦理道德问题。然而，2017年的全国调查发现，社会大众的问题意识发生结构性改变。综合三次调查数据，在社会大众的问题意识或忧患意识中，“分配不公”问题的地位已“变”，而“腐败问题”则是“变”中之“不变”，“中国问题”和“中国问题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态问题和家庭问题成为位于分配问题之前的伦理忧患。问题意识的位移体现“伦理谱系”的变化，即在问题意识中，伦理忧患的谱系由原有的“国家—社会—家庭”转换为“国家—生态—家庭—社会”，这是伦理精神共识的重要时代推进。可见，改革开放40年，社会大众的忧患意识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与此相对应，伦理精神共识演进的基本趋向是两大转化：集体理性中道德意识向伦理意识转化；忧患意识中道德品质忧患向伦理能力忧患转化。
当今中国社会关于家庭伦理形成何种文化共识？调查显示：以伦理忧患为表达方式的文化共识正在生成，聚焦点是家庭伦理形态、家庭伦理能力和家庭伦理风险，共识的主题词是“文化宽容”。具体地说，对家庭伦理形态的变迁采取宽容态度，对正在和可能遭遇的家庭伦理风险已有集体自觉，忧患意识由道德品质向伦理能力转化。
“现代家庭关系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什么？”2007年、2017年的调查所获得信息的伦理结构基本相同，代际关系第一，婚姻关系第二。第一忧患由2007年的“子女缺乏责任感”的道德品质，转换为2017年“独生子女难以承担养老责任”的伦理能力；“婚姻不稳定”也不只是价值观上的“过度开放”，而且是“守护婚姻”的能力。“第一问题”的位移，昭示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严峻伦理挑战，也许社会可能逐渐承担养老的责任，但对家庭终极关怀的失落所导致的文化后果与伦理风险必须有充分的集体自觉。
财富和财富分配既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伦理学和法哲学问题，遵循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双重逻辑。分配公正的伦理根据和伦理意义展现为两方面。一是财富的普遍性，分配公正本质上是财富分配和财富占有的伦理合法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经济学家还是伦理学家、法学家都承认，财富分配是一个伦理问题。二是财富与人格的关系问题，根据黑格尔的理论，所有权是人格确立的外部形态，占有财物是人格及其自由的基本条件，这也是马克思号召“无产者”革命的伦理根据。孔子在轴心时代就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这一命题作为一个法哲学和伦理学命题，它道出了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初心”。正因为如此，关于分配公正的伦理精神共识应当是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文化共识之一。
腐败之所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就在于它不只是个体或某个群体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伦理问题，准确地说，是伦理—道德问题。腐败不仅因为部分干部将公共权力当作个人利益的战利品而消解国家的伦理实体性，而且因为权力与财富的私通而消解社会的伦理实体性，由于中国式腐败往往不仅一般意义上可能是家族式腐败，而且是出于家庭利益的腐败，因而也消解家庭的伦理合法性。因此，在伦理型文化背景下，腐败所伤害的不是一种伦理而是包括家庭、社会、国家在内的一切伦理，伤害的是伦理本身。三次调查已经揭示，腐败或“腐败不能根治”一直是社会大众最担忧的问题，应该说这已经不只是关于干部道德，而且是大众集体理性中最基本的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强力反腐，目前干部道德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你认为当今干部道德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2013年和2017年两次调查共识度较高，问卷所列的八大问题中，一般变化都只是相邻两大问题调换次序：“贪污受贿”与“以权谋私”在第一、二位中互换位置；“生活作风腐败”和“政绩工程，折腾百姓”在第三、四位中互换位置；“铺张浪费”和“拉帮结派”在第七、八位中互换位置。变化最大的只有一个，即“平庸，不作为”，它从第五位上升到第三位；位序唯一没变的，是“官僚主义”在两次调查中都处于第六位，这说明“平庸，不作为”已经成为官员道德的新问题。
以上关于家庭、社会、国家三大伦理实体的文化共识，根本上是一种伦理精神共识，这些共识依次聚焦于三大伦理问题：家庭伦理能力，分配公正，干部道德。共识生成的文化轨迹是由道德走向伦理，要义是秉承“伦理优先”的中国精神哲学传统，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以道德发展捍卫伦理实体。
结语：伦理型文化的共识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洗礼，中国社会大众的伦理道德发展已经形成三大文化共识，其要义一言概之：伦理型文化的共识。“伦理型文化”的传统是共识的文化基因和文化内核，伦理型文化的认同与回归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共识。
由此，可以得出三个具有哲学意义的结论。第一，现代中国文化依然是一种伦理型文化，中国社会大众以对伦理道德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一如既往地守望着伦理型文化的独特气派；第二，伦理型文化的现代中国形态已经生成，现代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依然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无论是“伦理—道德一体”还是“伦理优先”，都已经具有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哲学形态；第三，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必须遵循伦理型文化的精神哲学规律，坚持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李秀伟/摘）
2021-3-31【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