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6-18 中国社会科学网
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伦理难题。“如基因工程与克隆人技术，可以治疗某些不治之症与顽疾，但也可能因为技术的滥用，造成人的尊严伤害和生活品质变异。”东南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孙慕义此前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采访时曾表示。
近日，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以下简称该项目）开题。该项目遵循“引入方法—发现传统—探究过程—回应现实”的思路，将“形态学”概念引入道德哲学，以形态学方法探索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道路，回应生命伦理学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难题。
将“形态学”引入道德哲学
以1979年美国肯尼迪研究所学者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肇始，中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目前已走过了35年的历程。30多年来，国内生命伦理学界研究成果丰硕，但在研究路径上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生命伦理学应注重问题导向，将关注点聚焦于具体问题解决，也有学者认为应当从形而上的角度出发，构建生命伦理学理论体系。
学者表示，就问题研究问题的状况必须改变。现有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多为问题式、具象化、聚焦在某一个具体生命科学实践或临床实践当中的研究，没有形成体系。“现在问题成堆甚至成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进行理论上的建构工作。”
“中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不是从伦理学基本理论出发对医疗、生命科学等进行研究。不少研究仅仅是对国外学派、理论的介绍，用国外的理论框架套中国的现实。”中国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杨明说。
上述项目首席专家、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主任田海平表示，当前生命伦理学研究由于设定了过去和现在的一个断裂，而在原则进路的讨论中呈现出碎片化的情形。这些研究在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上都有所欠缺，尤其是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
田海平说，该研究项目首次将“形态学”引入到道德哲学领域，运用“道德形态学”理念及方法，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原则进行形态把握和整体诠释，回应生命伦理学研究中遇到的道德理论难题和实践难题，探索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学科发展方向与体系构建。
据了解，“形态学”方法目前已被人类学、语言学、城市建筑学、艺术学等广泛运用，在研究方式上引发了科学性的变革和视角突破。
重构医疗生活史的道德形态
“现在西方对于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已经进入到很微观的层次，与神经科学、基因科学密切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姚新中表示，西方生命伦理学研究对生命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深度追问与思考，并联系神经科学、宗教情怀等问题做综合研究。引入道德形态学方法的中国生命伦理学，不只做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要做道德哲学研究，用道德哲学指导和引领生命伦理学研究，把道德哲学应用到现实的生命伦理中。
“我们试图通过回归医疗生活史，重新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其要义是重构医疗生活史的道德形态，把医疗生活史重构于道德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平台上，以描述特定传统文化信仰和文明体系中的生命伦理形态的构成和演进。”孙慕义说。
据介绍，项目将探讨医疗活动的道德形态过程，一方面针对常规医疗技术，从医疗活动的现代性展开对生命伦理的理性形态的道德形态过程研究；另一方面着眼高新生命技术的前沿问题，从高新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探究生命伦理的精神形态及其道德形态过程。
求解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问题”
“我们课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指向，就是将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难题贯注到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回应‘中国问题’”。田海平表示，一是回归中国医疗生活史，重新发现和理解传统；二是揭示生命科学技术条件下中国医疗技术实践的道德形态过程；三是基于医疗抉择的理由及治理方案审视医疗正义。
“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要回应中国梦的时代精神、时代内涵，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观主线，在此基础上展开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探索与研究。”东南大学党委书记郭广银指出，研究应批判地看待西方生命伦理学的价值预设，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生命伦理学的学科角度、学术视野和立论上中国的文化传统，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特别是中国历史漫长的医疗传统中形成的重视精神、重视伦理道德、重视医道、重视医德的做法。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肖巍表示，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意识形态非常强的学科，其他国家无法取代中国的研究，他们难以完全理解中国面对和正在研究的问题。同时，它涉及中国生命伦理价值观的建立，以精神病患者的研究为例，对病例进行分析和解析依赖一定的哲学基础——生命价值观，如何用生命价值观解释、治疗和把握精神病非常关键，否则治疗可能无从下手。她表示，进行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开启了国内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学研究之端，孕育着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全新未来。“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将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中国学者要在学术研究中铭记我们的使命，坚守正确的方向，发现并研究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对国家重大项目来说坚持正确的方向尤为重要。”郭广银说，对于生命伦理的道德形态学研究，最终方向就是对中国问题的关照与解决。
当然，强调重视“中国问题”并非要与世界完全割裂。姚新中表示，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应合理处理中国道路与国际性研究之间的关系。“我们相信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但是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中国看成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王广禄 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