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13 渤海早报（第28版）
1952年7月，齐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从1952年留校算起，齐康在东南大学建筑系整整工作了六十多年。
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史上，齐康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位置。他直接受教于中国现代建筑的开创者中的三位——刘敦桢、童寯、杨廷宝。所以，他除了要当好一名优秀的建筑师之外，还要思考学科的建设问题，如何继承传统、开拓创新。
关于为学治学，齐康常说的五句话：一是做学始终；二是能者为师，做平民学者；三是善于总结，培养事半功倍的能力；第四是刻苦学习；第五是自我启迪。
齐康当助教时，经常帮教师做一些具体的教学辅助工作，同时观看老师们怎样改图。杨老师改草图时常用透明纸，收集起来就是一本草图的画集。齐康老师曾说过：“即使没有设计任务，你若参与一些工程讨论也可以使你获取知识。”1963年到1964年，全国的基建处于低谷，杨老师又对他说：“若你能将一座厕所设计好，也是很不容易的事。”
齐康对纪念性建筑情有独钟。杨廷宝对他说：“设计纪念性建筑，可以是古典的比例（中、西方），现代的手法。”后来齐康主持的设计，都遵循了老师的这条原则。
刘敦桢教授长于中国古代建筑，他先是带着齐康研究苏州园林，然后安排他画中国古代建筑的书籍插图。
齐康对童寯老师的印象，是这位老师从不涉足世俗的名利场，纯净到几乎排除了尘世的杂念。如果说还有什么欲念的话，那就是对学问无休止的探求，好学成瘾。童老几乎没有什么体育锻炼，唯一的体育活动是穿着大皮鞋，大步流星，从家里步行三十几分钟到学校。出于人道主义观点，他从不乘三轮车和黄包车。到了系里，除了教学活动，就一头扎进图书馆。童老师看书必做笔记，写下心得或随感，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地记在卡片上。他的记忆力也特强。所以日积月累，知识极其渊博，堪称活字典，各种典故轶事，几乎无所不知。
在“文革”后期，齐康读到了童寯老师的书稿《西方建筑流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童老师竟写出了这本分析现代建筑的书籍，让齐康深感敬佩。特别是书中关于地方文化与建筑关系的精辟论述，让齐康受益匪浅。
时至今日，身为建筑大师的齐康，仍然感到自己的创作实践还是那么贫乏：“如果在我设计构思时老师还能像做学生时给我改图指导该多好！学无止境，我常常在创作中怀念过去教导我的老师！”
1963－1964年，国家经济困难，建筑工程不多，教学之余，空暇时间较多，齐康认为必须为今后的建筑高潮做充分的准备。他就尽最大可能从图书馆收集欧洲著名广场的实例。当时不可能有条件翻拍，也没有现在已经很普及的复印机、扫描仪，看到心仪的设计图，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一笔一画将其描下。齐康临摹绘制了许多平、立、剖面、透视图的照片，可惜在“文革”期间，被抄了个干干净净。但齐康仍然认为，这种“手工业”方式的抄描令他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受益匪浅，如今的复印机虽然省时省事，在记忆库中则淡薄得多。
齐康在“文革”前，担任了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南京机场候机楼等设计的指导工作。就是在“文革”时期，他也利用特殊的“小气候”，指导江苏省建筑设计院和南京工学院艺术家创作了南京五台山体育馆这样的佳作。这座体育馆平面为长八角形，造型富有力量感，完工于1975年，获国家设计银质奖。
1976年，齐康跟随杨老师参加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设计，1980年齐康跟着老师主持设计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碑。当项目进行到一小半的时候，老师去世，这个历史任务就压在了齐康的头上。对于这个建筑，齐康十分慎重。齐康回忆说，雨花台纪念碑的高度，最初专家们讨论不能超过17米，但最后他坚持做了42.3米。“这是象征南京解放的日子。”碑头做得既像钟，又像一面飘扬的旗帜，更像一个屋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