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4-14 中国社会科学网
记者 张春海
在国内学者中，东南大学医学人文学系教授、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孙慕义，是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等学科分支的开创者之一，为中国医学人文学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之一。他曾从事医学临床工作18年，1986年开始转为生命伦理学研究与教学，曾有《后现代卫生经济伦理学》《后现代生命神学》《医学伦理学》《医院伦理学》《医学大法学》《新生命伦理学》《自由与善》等20余部专著、编著与国家教材等出版。
在学者心目中，孙慕义教授是一位探索者。他思考着医学、伦理、生命等与人的尊严、命运密切相关的问题，为医学人文教育“摇旗呐喊”。记者发去电子邮件，他则回复了数页。
“医之道”承载“天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前，一些学者将医患关系紧张、医学科研可能带来的风险及个别医学研究者的造假，归结为医学伦理的缺失。对此，您怎样理解？
孙慕义：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和社会化难题，原因很多。当然，医学伦理的教育缺失和医学人文精神迷失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医患关系之间的传统文化模式已经被打破，新的模式与新的医疗秩序尚未有效地建立，医疗以资本作为主体和全社会以经济作为发展的目标，严重忽视与冷落医学人文教育和疾病文化教育。特别是部分农民与农民工，他们成为时代和社会的弃儿，始终在媒体装点得幸福模型边缘之外挣扎，教育、住房、婚娶、基本人性需要以及国人的基本由经济和财富支撑的繁琐面子礼仪，压得这些人难以为继，甚至整体社会性绝望，强势的发展动力剥夺了他们的美梦，只余留下一个个噩梦缠身；唯有去寻求可发泄的口岸，表述自己的无限愤懑和人性原始的哀告，结果，伴随着身体的极度痛苦和生命价值的归零感，医务界和医务人员成为最易于突破的空间与对象，成为随之付出代价的牺牲品；温岭袭医事件实际上与上海爆炸、厦门公交等恶性事件，同出一辙。
至于医院管理与卫生主管部门是否失职，是否应该建立科学的医患沟通体系与有效的调节机制，我认为，应一切以保护医患双方的利益为前提，康德“以人为目的不以任何人为工具”的话语是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只是在发生冲突时，医务人员更应首先控制自己，这是职业伦理的需要；但是必须在微观上，建立一种维护医院行医环境和医务人员自身安全的整全的组织形式和保障机制，应由政府作为当务之急，做出决策。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医学界的人文精神，应有哪些独特的内涵？
孙慕义：谈到医学人文精神内涵。我们有白求恩精神和南丁格尔的榜样，这也是医学人文精神的表达；中华民族古训“医乃仁术”为大医精诚所致。《孟子·梁惠王上》云：“无伤也，是乃仁术。”仁术也是爱之术，人道之术，也是精益求精之术。有利无伤害，是医学伦理的国际通用原则，以病人利益为最高利益，也是《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本精神。四书里的《大学》中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至善”；意为无论明明德还是新民，都必须“止于至善”：仁术至善，即指我们医务人员以精到的医术行天理、天道，以亲民，以善和爱这一医学伦理之核心作为我们为医的“大道”。我们的医道是人世间之大道，是替天行道，是人间正道。古人认为，医道乃为天德，元代王好古《此事难知·序》中说：“盖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中华民族以“道”作为我们的信仰，道学、道统、道家深刻影响我们的医家操守；孔子《礼记》告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兴大道、行大道、循大道，即我们的医之道，也即天之道。医生的天职，是帮助延续人们的生命健康。这种道所体现出来的德和天地长养万物的大公无私之德相一致，它是佛性随缘而生利他妙用的生生之德。作为医生，一刻也不应缺少这种德。
我认为，具体来说，当前，医务人员应该在强化自己人文意识和责任感、学习法制知识、自我道德教化的同时，克服惟技术主义、遏制追求个体自由、享乐、攀比、自负的心理；低调叙事、平等待人，学会奉献与感恩；要重视和善于发现病人的人性、超敏感心理特征以及其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境况，掌握保护自己的技术与机术，以应付突发事变。
“失人性化的医学”有待“再人性化”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我国，医学人文精神如何落实于实践之中？
孙慕义：医学领域的精神属性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科学产业的普遍文化精神，因为它直接关涉着人的生存状态，它始终非常具体、纯粹与强烈地体现和表达生老病死、痛苦和欢乐，根本性地决定和影响人的生命与生活质量；这种精神最能凸显出职业责任人和医务人员的施爱的行动和良善的心，同时考验他们的平等意识和无私奉献的职业品质。他们的职业行为直接与病人的生命安危联在一起，因此，尤其要通过具体的平凡的日常工作实现和叙述他们的博爱精神。
医学人文精神最初应源于基督教神学的“爱德精神和神贫主义”。医乃仁之术、“爱你的邻人”乃是一种神圣的律令，如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他所欲便施与人”的法则。医学对于所有的人都应一视同仁，神贫精神告诫我们，尤其对那些弱势群体和弱者，必须公正对待、公平正义等，这也是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是说，医学人文精神饱含“没有差等的爱和关怀”。这也是爱德精神在医学中的具象化。爱德精神是我们人类一种达到我们意识所能容纳的最大强度的极其强烈的动力和惟一的道义基础。
医学人文精神落实在实践中的问题，是所有与之相关的各方各领域的重要任务，更应是生命政治范围内的一场革命。这个议题很复杂，不仅限于医药卫生界，可以说是全民性的、全社会的文化和道德教育使命之一,是一项伦理系统工程。我一直坚持要开展一次医学人文运动；结合国内异常紧张的医患关系的现实，各级主管部门和高层决策人应作为一项核心工作纳入工作日程。
当下，我们面对着信仰十分阙如的历史断代，资本和技术主体化，使医学人文精神遭遇挟持与裹夹。它与人类整体的命运相关联，我们的文化和医学科学缺乏一个精神的总体导向，只重视经济指标、只重视金钱收益、只重视物质生活和器械、药物以及自然科学技术本身的提高、生产、创造与研发，忽视服务对象的人性本质，忽视人道主义和医学人文精神；虽然理论上告别了单纯生物医学模式，但我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失人性化的医学”。
不懂得如何筹划我们富有人道思想和人文精神的未来，没有一个系统的医务界以至于全民的医学人文和生命文化教育规划，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是很危险的。
中国社会科学网：近年来，后基因组、人类胚胎干细胞等生命科学、医学研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对伦理观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医学伦理应当如何坚守、弘扬人文精神，应对这类挑战？
孙慕义：生命伦理学的复兴一直与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相联系，几乎每一项高新奇生命技术都涉及到伦理问题，生命伦理研究和生命伦理政策也应与其紧密配合，为其健康发展提供辩护；生命伦理法则和律令应该有效地为生命科学技术保驾护航，为建立有益于人类社会和文明进步的良善的、整全的科学秩序，应该提供指导和设定伦理界域，制定研究和应用的伦理规范和法律、法规，并对生命科学和医学界普遍进行有成效的医学人文和生命伦理学教育。任何自由都是有限的，我们在生命伦理学语境中所说的“宽容与允许”原则是有条件的，同时，我们坚守的这项使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人类的技术进步是无法阻挡的，我们处于人类第二次觉醒和思想启蒙的新时代，在我们为所谓生命科学技术文明的成就所陶醉时，当我们失去往日那种努力精进、节制清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远离享乐以及沉思与冷静时，我们应该进行一次深刻的、生死抉择的反省。用医学人文精神的沐浴洗净和摆脱那种损害人类尊严、浮躁、喧嚣与自负的作风，特别应该对科学家的创造冲动给与保护的同时，亟待建立行之有效的生命科学伦理规范，应由高层管理者组织，邀请各方面人士，共商科学大计。后基因组计划中，存在诸多复杂的、未解的伦理难题，涉及人类美好的未来，应花大力气进行真正的考量，制定伦理规则和法条；此刻，我尤其挂虑我们那些天真的孩子，他们在如此环境下成长起来，如果没有医学人文精神，缺乏道德的理性辨识能力，我们的明天将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