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8-28 南京日报（第B05版）
今年是梁启超先生诞辰140周年。这位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晚年致力于著述及讲学。在最后10年光阴中，他抱病奔赴各地大学巡回演讲授课，还曾在东南大学做过约半年的教授，不少年轻学子都有幸得到他的言传身教。
东大“暑期学校”请来许多大师，梁启超是其中之一
1921年，东南大学正式挂牌，成为当时国内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和北京大学齐名。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主张在校内“自由讲学”，百家争鸣，因此先后邀请了国内外众多名流学者前来南京讲学，以拓展学生的视野。1922年夏天，学校董事会决定仿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做法，开办暑期学校。这个学校有别于如今暑期中不可胜数却良莠不齐的那些“补习班”、“兴趣班”，可以获得学分和东大修业证明，更重要的是其名师之多、办学形式之新，在当时均属空前，令学界大为轰动。
梁启超就是因为这一机缘来到古都南京的。当时，他在暑期学校主讲《先秦政治思想史》，先后开班两次。而和他一起被郭秉文聘请来讲学的还有许多海内外知名人士。比如，有美国杜威博士讲授《实验教育哲学》、吴卫士博士讲授《昆虫学》、孟禄博士讲授《教育学》，有德国杜里舒博士讲授《生机哲学》，还有胡适博士讲授《实用主义》、江亢虎博士讲授《劳动问题》、张东荪教授讲授《新闻学大意》等等。
东南大学这次筹办暑期学校，事先在京、津、沪、汉等地的报纸上登了广告，所以全国各地来宁的学生和旁听生竟达2000余人。当时正在东大上学的黄伯易后来回忆说，学校开学之前，为师生们开了一个欢迎会，场面非常热烈。然而，大会结束后，学生们挤在食堂里，纷纷对大师的仪表品头论足。有人大失所望，因为“想不到杜威不过是个瘦老头”；有人觉得胡适不像个学者，倒像“花牌楼的商人”。但大家普遍对梁启超印象较好——“首先是他的谦虚态度，不似胡适等人讲话那样目空一切”。在年轻的学生们眼里，梁启超是位“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的学者。
学生感叹“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
梁启超在南京讲学期间，暂住在东南大学成贤街宿舍内。每到星期天，不少青年都喜欢去拜访他。“他好像善于五官并用，不但不致令人感觉冷漠，反而从他的一颦一笑的问答中流露出热情。”
在与青年们交谈中，梁启超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这句话来勉励他们，而他自己也做到了以身作则。虽然年近半百，他每日5点起床，工作10个小时，连星期天也有工作计划。“他精神饱满到令人吃惊的程度！”黄伯易发出如此感叹，是因为他见到的梁启超常常是“右手写文章，左手挥扇，有时一面写，一面又在答复来访学生提出的问题，当写完一张时，便吩咐他的助手拿到另一间房屋去打字，一篇打字机印稿还未打完，第二篇文稿又摆在桌面上了”。其实，除此之外，梁启超每天还要看完京、沪日报和一本与《新青年》等齐厚的杂志，并且摘录下必要的资料，即使再忙也不偷懒。
“自由讲学”发展为“自由批评”，梁启超也遭到猛烈攻击
在暑期学校中，由于大师们的政治色彩、社会背景和学术流派不尽相同，而各人的学术水准亦各有千秋，“自由讲学”所产生的议论很快便发展成“自下而上的自由批评”。当时，对于同学们提出的各种疑问，东南大学的杨杏佛教授是有问必答。然而，每涉及诸大师的问题梁启超却是多方回避，对政治问题更是“三缄其口”，这引发了学员间关于“什么是真正的学者态度”的争论。这些话很快传到梁启超的耳里，他郑重声明说：“讲学的自由和批评的自由原本是双生的，我并非反对自由批评，而是反对批评的不自由……”并且表示，要“同大家一起进行改错”。“这样一说，同学们关于学者态度的争论就从此涣然冰释了”，黄伯易回忆说。
梁启超在南京讲学期间，还参加了东南大学文史两系师生在鸡鸣寺举行的一次联欢大会。联欢会上，一位学生趁梁启超兴致正高之际问他：“现在南京延揽国内外名流学者公开讲学，有人说只有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才能与今天的盛况媲美，依先生看，这种提法是否合适？”梁启超立即庄重地说：“非常不合适！主要是没有新的东西。诸子百家各有独到之处，2000年后的今天还值得重新估定它的价值。今天的自由讲学几乎找不出一种独立见解，不过二三十年后，就被人们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此后没几天，几位学生在成贤街宿舍向梁启超报告说，有人提出“中国将全盘仿照美国的教育制度来改变全国学制”的观点，请他发表意见。梁启超则指向饭桌上的一个饭桶，带笑地说：“它只是一个装饭的饭桶！凭你把这饭桶雕花塑彩甚至把它描金也不会改变饭的质量。但中国之大，主张‘美食不如美器’的人不在少数，让他们去欣赏他们的饭桶艺术吧！”
“在失败里头也感到趣味”，
以“趣味人生观”激励年轻人
在南京讲学期间，梁启超多次表达了他的“趣味主义人生观”，引起了学员们的极大兴趣。
梁启超认为，人生最好的生活应当是“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了沙漠，要它何用？”
何谓趣味呢？他解释说：“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有人认为吃酒有兴趣，醉了怎么样？又有人说赌钱有兴趣，输了怎么样？因此，他提倡做学问，“学问的本质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把我梁启超烧成灰来作化学分析，也只有一点为学的兴趣”。
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梁启超还说：“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津津有味，而且兴致淋漓，什么悲观，厌世，这些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一边失败一边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到趣味。”这种积极的人生观无疑是梁启超一生探索救国真理的精神动力，而这也是当时的年轻人非常需要的。
那段时间，梁启超也在苏州、上海等地讲学，还常常在晚间到金陵大学、女子师范学校、第一中学等校演讲。工作十分繁重，他却未有半点懈怠。有一天，他和老友、“维新四公子”之一的陈散原吃饭痛饮，大醉，第二天他竟又起了个大早赶去听欧阳竟无讲佛学，以致感染风寒病倒了，后来又查出了心脏病。见他坚持要照常授课，友人自作主张在教室里贴了暂时停课的告示。梁启超最终还是召回了学生，坚持授课至学期末。
1923年1月，梁启超离宁北上，给南京众多学子们留下了深深的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