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南京长江大桥公路引桥双曲拱竣工图纸。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南京长江大桥是南京的城市名片，在南京市民、江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心目中都是一份抹不去的骄傲。关于大桥的历史和故事，已经有很多，而这一次扬子晚报记者在省档案馆里看到的权威绝密的资料告诉我们，大桥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本期《档案穿越》，扬子晚报和您一起穿越回那个火红的年代，一起去再探一次南京长江大桥的秘密。
在与芜湖的“PK”中，南京最终险胜
建造大桥花了2.88亿，为大桥新建南京火车站
走进江苏省档案馆，管理部主任张少敏戴上白手套，从档案柜里取出一份盖有“绝密”印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报送南京长江大桥初步设计请批准由》文件。“当年建设大桥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建造工程属于高度机密，一直到现在，很多资料都未曾公布。”
资料显示，铁道部从1956年起，即着手对下游长江大桥的桥址进行勘查。“当时的考虑是，下游长江大桥不是大都市的"城市桥"，于是在芜湖与南京两地进行勘测选址，最终在芜湖界定四个地址，南京只选了一个地址。”周建民说，最初倾向于在芜湖，但后来考虑到芜湖所选地址均不属于市区范围，而且芜湖当时只是一个22万人的中等城市，所以最终当时有113万人口的南京“险胜”，又在南京加了两个备选地址。
第一个备选地是下三山，在旧太平门火车站附近。但是这里的缺点是距离南京市区太远。
第二个备选地是煤炭港桥址，南京市城建档案馆周建民研究员告诉记者，煤炭港桥址位于中华门火车站附近，这里距离市区太近，限制了城市规划，还有距离货车轮渡太近、不符合防空要求、妨碍渡轮安全航行等缺点，因此最终此方案也未被采用。
最终，在下三山和煤炭港桥址中间的宝塔桥选址被敲定。这里集城市规划与便利市民交通为一体，缺点是没有现成的火车站。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于此，并在此基础上新建了南京火车站。
建造南京长江大桥耗资巨大，总费用为2.87576亿元，而当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600多亿元。现在修建一座桥（例如二桥、三桥）的投资为30多亿元，而现在全国一年GDP为20多万亿。
大桥差点成为“南京长江江底隧道”
后来因为造价太高、技术难度大而放弃了
很多人都不曾知晓，当初在选择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方案时，还曾设想过要做成江底隧道的方案，并作出了初步设计。
当看到这份绝密的《下游长江大桥设计意见书》时，记者的注意力完全被“南京江底隧道方案”几个字所吸引。在这份意见书中，选址之后，铁道部勘测设计处在设计中讨论了各种桥式方案，方案中写道：“在南京地区建造带有活动跨构的桥梁，可能会妨碍日益发展的水陆交通运输，同时考虑到国防上的要求和南京的地质条件，我们认为在南京可以兴建江底隧道来代替桥梁。”
在这部分的史料中，铁道部设计单位还参考了日本京都大学村山朔郎教授的《南京-浦口扬子江河底隧道计划报告书》，简略拟制了隧道方案。方案的选址在梅子洲一线，采用单线铁路的建造模式，如果公路通行，则需另行建造。在简略方案中，设计者提出，由于隧道的埋藏深度不符合防空要求，因此在进行初步设计时，应考虑另外加置防护层。
铁道部历史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江底隧道在我国尚未修建过，而且江底隧道造价到底为多少，无从考据。
于是，铁道部召集专家开会进行研讨论证。论证的结果是，江底隧道造价昂贵，如考虑公路、铁路同时畅通，则需要建造两条隧道，造价为每米57800元，尚且不包括隧道段内的电气化等费用。而南京长江大桥正桥的预算是每米39800元。
最终因此，在当时“勤俭建国”的条件下，由于修建江底隧道建筑费高，时间长，并且考虑到技术方面的原因，因此放弃了此方案。
最初桥头堡不是“三面红旗”而想建小亭
“三面红旗”还曾贴上了专门研制的“永不褪色”的红玻璃砖
在了解大桥设计变化的资料时，扬子晚报记者还从档案资料中发现，最初桥头堡的设计并不是“三面红旗”，而是“小亭子”。而且，档案资料显示，在当时的科学技术协作会议上，考虑到两岸引桥都很长，认为复式桥头堡（大小桥堡组成）更适合。于是设计为，大堡为顶部重檐十字脊桥亭，小堡为单檐方形攒尖式桥亭，并在大小两堡之间有长廊相连。
后来大家都知道，桥头堡造型变成了全国熟悉的“三面红旗”。那么，这中间为何会经历变化，又蕴藏着怎样的故事呢？记者联系到“三面红旗”桥头堡的设计者，东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训正。
钟老现在已经年过八旬。“早在1958年，大桥工程局把设计桥头堡的任务先交给南京工学院。当时大家从传统简约的角度出发，做了几个传统的设计，比如亭楼设计等。”钟老说，后来铁道部要求桥头堡要反映出时代特征，并在1960年，在全国范围内搞一个桥头堡设计大赛。钟老回忆道：“当时各类研究院校都非常重视，来自全国各省市的17个单位共提出5个新方案，图纸144张，琳琅满目。”当时相关部门请来泰斗级专家学者到福昌饭店进行评比。
档案资料显示，此次会议分析研究的结果，提出了七个方案作为参考，并认为其中三个可作为桥头建筑形式的基础。其中，三个方案中，就有两个为钟老所做。“当时我设计的还不是三面红旗，是两面的。另外一个是带有民族传统风格的中国式凯旋门。”钟训正院士说，后来，三个方案送往中央审定，适逢周恩来总理去东南亚开会，在等待期间，钟训正又对方案进行了小的修改，改成三面红旗，主要反映当时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时代特征。后来此方案被采用。
然而，桥头堡美术设计方案敲定后却没了动静，钟老说，在三年困难时期，铁道部提出就简建桥的方针，于是桥头堡方案搁浅。这一放就是八年。一直到1968年9月份才接到紧急通知，在国庆之前把桥头堡建设完毕。
钟老对扬子晚报记者说，周恩来总理当时对三面红旗方案作了两点指示：“一是红旗的颜色要鲜艳，二是要永不褪色。”于是有关部门决定用红色玻璃贴面，当即要求南京玻璃厂试制红色玻璃。玻璃厂拿出来的样品很好，但每炉温度不同，玻璃颜色存在明显色差，一部分是朱红色，一部分是紫红色。
“红色玻璃砖送到时已经是晚上，由于赶工程，当晚众多义务劳动的非技术人员便开始往红旗钢板上贴玻璃了。天黑，人多手杂，脚踩的沙子、脚印连同还氧树脂一起粘在钢板上。第二天一看，颜色深浅不一，就像百衲衣，很不美观。”钟训正说，由于污渍无法清洗，于是，在上边涂上了红色油漆。
钟老说，即使这样，这还不是桥头堡现在的样子。由于粘贴红色玻璃的还氧树脂没有经过检验，况且是直接贴容易往下掉，给行人带来很大安全隐患。到了第三年把玻璃全部铲掉，用红油漆再刷，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