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5月05日 中国新闻网

许多业内人士看来，在城市规划领域内，长官意志、领导干预以及不正当的幕后交易始终是规划实施的重大障碍。许多资深业内人士都将此视为中国城市规划以及管理中的深层次积弊，并不断提出各种批评声音。

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城市规划及建筑学家吴良镛曾直言批评一些地方政府：“决策者按捺不住‘寂寞’去赶时髦，中心开花，大拆 大改，建大高楼、大广场、大草地。”他认为出现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地方意志、部门意志、长官意志在作祟，是文化灵魂失落的表现。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与区域规划设计所副所长张先锋曾提醒，城市景观建设要处理好个人好恶和大众审美的关系，建立科学的决策程序，避免“长官意志”和“精英式设计”。

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段进教授也曾对媒体指出，规划领域在全国范围内已先后经历了几次跟风。一开始是搞开发区，一哄而上;接着搞 大广场、大草坪，互相攀比;后来又搞大学城，大中城市都上马;再后来就搞国际化大都市，纷纷喊出豪言壮语。有段时间流行玻璃幕墙，一些日照强烈的城市也在 跟风，带来很多光污染。随后又开始流行城市生态区建设，一挖几个平方公里的水面，号称“水生态”。

不过，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胡洁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无奈地表示，不愿就此问题多谈，“有很多牢骚可以发，但是如果不改变体制，也解决不了问题”。

他还表示，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多少可供中国借鉴之处，“西方发达国家现在不需要做这种大规模的城市规划，也没有像中国一样做这么大规模的新城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城市规划研究室主任李红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由于土地性质和管理体制的根本差异，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并不大规模介入土地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而城市空间形态的规划一旦被制定，就会长期有效地得到执行，违者将会被处以高额罚金。

中国的城乡规划体系包括并行的三层规划：由国家发改委主导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导的城市空间规划以及由国土资源部主导的土 地利用规划。在李红玉看来，“三规”不合一、彼此有冲突甚至难以执行，是导致目前修编规划甚至修改规划的重要根源。此外，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者，也往往随意 修改规划，使规划指标演变为利益博弈的工具。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撰文指出：所有的城市规划工作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利益问题进行的，城市规划是协调社会不同利益的一种工具，城市规划的目标就在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规划中，科学和合理是两个概念。比如，生态保护区一定要规划成工业园区，就是不科学的。但是，一块土地是搞商业还是居住，这就是合理性问题，是城市的经济利益和宜居条件两者之间的博弈。”李红玉说。

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在主政天津时指出，城市科学研究离开城市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叫“白研究”，因为城市科研成果绝大多数要通过城市领导的决策和工作才能体现出来。而城市领导如果离开城市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叫“瞎领导”。

显然，城市规划是政府公共政策中的一部分，政府在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一些学者看来，城市规划中的“政府失灵”既包含政府的无效干预，也包含政府的过度干预。

“在规划中，要平衡好政府、投资商和公众的利益，应该坚持多方参与、公开透明的程序和办法。”李红玉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目前政府在采纳公众意见方面还有一定的随意性，公众形成的共识要想必然体现在规划中，目前还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