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本报和南京雨花台功德园联合举办的“金陵往事忆追思”亲情老照片征集活动，引来了读者们的回应。读者们纷纷来晒亲情老照片，表达对逝去亲人的追思。

昨天，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金涛也远自武汉来参加此项征集活动，他追思的人也很特殊，是中国建筑教育先驱、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创始人之一鲍鼎先生。鲍鼎先生的铜像日前在南京东南大学落成。

鲍鼎是中国著名建筑教育家、建筑学家，上世纪三十年代留美归来后就到东南大学前身中央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中央大学迁至重庆沙坪坝等处办学，条件艰苦，师资流散，鲍鼎不避艰辛，担起了建筑系主任的重任。他积极奔走，四处纳贤，先后聘请到中国建筑界名师杨廷宝、黄家骅、陆谦受、李惠伯、哈雄文、龙庆忠等人以及美术大师李剑晨来系任教，开创了中国建筑教育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并培养出了戴念慈、吴良镛、郑孝燮等一批当今建筑学界泰斗级人物。

金涛说，1972年秋冬的一天，鲍鼎因手牵外孙女金中过马路，不幸摔倒，因髋骨骨折开始卧床不起。在此前长达13年多期间，鲍鼎作为武汉市建委领导对本职工作尽心尽力。他的学生孙宗汾曾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忆鲍鼎老师”，文中说：“1950年他担任了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和建设局局长的职务，并且陆续吸引武汉大学的一批校友、他在中大的学生和在汉的许多专家到市建设局来。武汉市在解放初期土建技术力量比较强大，为支援中南、湖北和武钢等重点建设工程调出大批技术力量。鲍鼎老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涛还记得武大法学院韩德培教授曾对他讲过，在经济恢复时期，鲍鼎先生主持制订了汉口重划区的建设规划、中山公园的扩建规划。1952年中央开始筹划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工作，建立武汉大桥工程局。1952年底建立武汉市城市建设委员会，鲍鼎任专职副主任，协同铁道部和重工业部、一机部进行选址和厂外工程规划，并着手编制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

金涛是1957年由国家教委分配来武大任教的。因他对武汉三镇的地理环境不了解，买的是到汉口的车票。当时大桥尚未通行，他带着许多行李从汉口老火车站到码头乘轮渡到武昌，又从中华路到珞珈山，曾是非常困难。过了几个月，大桥通行了。“真是有桥不知没桥的苦，只有经过没桥时期的人才懂得有桥的方便。”

而武汉长江大桥是鲍鼎思慕已久的工程。武汉有了它才有了完整的道路系统。金涛认为，在建设此桥上鲍鼎至少有过两大特殊贡献：一是将铁道部拟定的铁路新线方案外推，使汉口铁路旧线与新线间有将近2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武汉市区发展的用地。现在汉口火车站及新建干道和广场形成了新市区。二是放弃苏联专家在龟山开隧道的方案，改为沿龟山外侧衔接大桥，更好地利用自然条件。鲍鼎主张的理论根据是龟山、蛇山不属同一山脈，为了避免将来地层变动而影响大桥使用。结果讨论会上一致赞成他的观点。后来有人建议将这段坡起名为“鲍鼎坡”，即龟山下大桥引桥与汉阳桥头站之间的坡，但鲍鼎本人坚决反对。“他的苦心和主张成果为后人所享受。”

金涛说，鲍鼎先生与他的学生关系特别好。他的学生如戴念慈、郑孝夔、吴良镛、黄兰谷、黄康宇、张良皋等均先后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建筑专家或建筑专业教学骨干。“在鲍鼎先生生病期间，他的学生对他的慰问，在他去世后，他的学生对他的怀念和对师母的敬重，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学师生关系中难见到的，甚至是没有的。”鲍鼎先生与同辈老知识分子互助友爱、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我在武大任教34年。每次我去看望鲍老时，他总是叫我向他的好友吴于廑、唐长儒、桂质廷、许海兰、韩德培等人问好。”金涛说，鲍鼎那一代老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点和长处是后来人所不了解的。1979年12月，鲍鼎先生逝世的时候，正赶上湖北省及武汉市土木建筑学会重新恢复，召开代表大会的日子。在开幕式上，全体代表肃立，为学会创始人鲍鼎默哀。鲍鼎的名字永远铭记在全国许多建筑学专家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