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前夕，49岁的王澍获得2012年的普利兹克建筑奖，这是中国建筑师首次问鼎这一“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消息传来，他的母校东南大学为之欢腾。而媒体回访王澍的求学时代，听到更多的却是他的“个性”与“不守规矩”。熟悉他的老师和同学都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能有今天的成就。然而，这样的个性化人才，是否都能像王澍这般幸运，有一个宽容的环境和成长平台？下一个“王澍”又在哪里？这两天，快报就此采访了四位江苏团的人大代表，他们同时也是江苏四大高校的校长、院长。
　　
　　
　　
　　陈骏代表：
　　
　　要像牛顿那样敢于质疑
　　
　　提到王澍，南大校长陈骏提得比较多的一个词是“独立”。“许多优秀人才身上的特质是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批评性思维，现在的学生这一点很欠缺。”
　　
　　之所以如此，陈骏认为与教育方式紧密相关。“我们的学生长期接受的是应试教育，就是让学生寻找标准答案。结果学到18岁的时候，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标准答案，不敢逾越，相信权威、相信老师，甚至相信父母，不肯跨出一步，缺少质疑精神。”
　　
　　陈骏说，要让学生敢于怀疑，培养批评性的思维，“这也是南大下一步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要反思的是社会评判体制上的障碍，“学生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种观点：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到单位里也是这样。敢于质疑的，反而不是好孩子。”
　　
　　眼下，南京大学正在开展110周年校庆的系列活动。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把牛顿家乡英国林肯郡的苹果树移栽到南大仙林校区。对此，陈骏表示，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意义——要培养未来的牛顿，就要培养学生敢于质疑、敢于创新的精神。“做学问要时刻追问为什么，要学会创造、创新。”而中国现行的高校要培养拔尖创业人才，这也是教育体系必须改革的地方。
　　
　　 易红代表：
　　
　　对个性化人才要个性化培养
　　
　　 “学生是个鲜活的个体，不可能是个生产线上的产品。”作为王澍的母校东南大学的校长易红表示，对于有个性、有专长的学生，高校应充分搭建平台，开展个性化的培养工作。
　　
　　他举例说，在人才的评价体系中，每门课都学得好的，当然是优秀学生，但有的学生有些课学得好、有些不太好。那么奖学金机制就要均衡兼顾，“过去是全优生才拿奖学金，现在也有单科奖。”
　　
　　易红认为，人才的评价机制应该是多元的。他还提到了多年前东南大学的另一个名叫戴戈的学生，他也很有特长，曾在“挑战杯”上拿了两个特等奖、一个一等奖。“对这样的优秀人才，学校给他配指导老师、配实验室，多方位给他创新创优的空间。”
　　
　　但是，这类优秀人才在其他方面未必都是“全优”，有些课程可能还不及格，但是这也并不妨碍他被保送研究生继续深造和学习。易红说，在东南大学，学生的整体素质很高，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而类似王澍这样被评价为不太“安分”的学生，其实并不少，“关键在于，对这些孩子不能一味地批评和否定，而应该鼓励、引导和支持。”
　　
　　他说，这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对现行大学教学课程的设置做些改变。例如，东南大学推出的新生研讨课，即鼓励高水平的教授来开课，转变大学新生从高中以来，对知识被动接受的方式。
　　
　　 杨震代表：
　　
　　有些制度可以有弹性
　　
　　 “现在的大学教育制度本身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培养创新性人才，并不是从大学开始的。”南邮校长杨震说，从小学到大学，我们培养了很多“听话”的学生，却很难培养出像王澍那样“不听话”的人才。
　　
　　当然，杨震也没有回避大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指出，现在大学已不再是精英教育。“我是1979年上大学的，当时学生很少，老师与学生的交流沟通很多，而且老师也会按照学生的个人特点制定培养目标。”杨震说，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大学扩招后，大学由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学校没法做到对每个学生量身定做、因材施教。“现在大学教育基本处于稳定发展阶段了，我们也认识到这些问题，所以希望能在本科阶段将学生的教育质量提升。”
　　
　　如果遇到像王澍那样有个性的学生该怎么对待？杨震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南邮曾有一位学通讯工程专业的学生，如果按成绩来看，他肯定不是好学生，知识体系也不全面，还经常要补考。但这个学生的计算机水平远远超过一般人。杨震说，对于这样的学生，学校也考虑到他的个人特点，鼓励他开发相关软件程序。后来，这个学生去一家单位实习做毕业设计时，尽管他整体成绩不行，但单位还是签下了他。杨震说，“对于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宽容，有些制度也可以是弹性的。”
　　
　　 邹建平代表：
　　
　　教学一定要让学生介入进来
　　
　　说到王澍的话题，南艺院长邹建平还提到了另一个人——陈丹青。这位被网友称作“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也以“个性强”闻名。
　　
　　而现实状况下，个性化人才之所以比较少，邹建平认为，大多数学生从小就处于一种“很严的纪律”和“很严的管理”中。就以大学来说，分管学生工作的有很多，除了老师，还有很多辅导员，甚至宿管，对学生管理都很严。“在这种很严格的管理下，也很难说学生们有没有个性。”而奖学金、三好生的评定，也都是为了让大家做一个听话的学生，标准化的好学生。
　　
　　邹建平说，作为艺术类院校，更需要突破种种既定模式。其中，专业课上一定要给学生一些发挥想象、发表意见的机会。“如果90分钟讲下来，只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从头到尾‘满堂灌’，几年下来再有个性的学生，也没有独立的思想了。”
　　
　　相比之下，国外从中学起就开始侧重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课堂上让学生们有个性发挥的空间，“一定要让学生介入进来。”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邹建平还举了个例子，即看似不起眼的课堂设置，也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有影响，“我们的课堂通常都是固定的，一张讲台面对下面这么多座位。”而南艺的新教室则不同，讲台、桌椅都可以活动，根据课程的需要随时调整，有时候大家可以围成一圈，有时候可以排成一排，“这种师生互动式、参与式的教学，效果明显不同。”（郑春平 孙兰兰 鹿伟 张瑜）
　　
　　 相关热点
　　
　　郑楚光委员——
　　
　　大学校长职业化 海内外公开遴选
　　
　　针对大学去行政化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湖北省委主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郑楚光建议成立大学校长推荐委员会，向海内外公开选校长。
　　
　　 “现在的校长遴选具有显著的政府行政行为特征，公办大学实行校长政府委任制，导致校长自我角色意识产生偏差。”郑楚光说，大学校长应该是兼具企业家精神和教育家思想的综合体，而现在的遴选制度，成为制约我国大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对此，他建议在党委或董事会领导下，成立大学校长推荐委员会，由推荐委员会制定校长的任职条件，并向国内外发布招聘信息。
　　
　　另外，他还建议设立大学校长遴选监督机构，保证所选出的校长能平衡各方要求，并促进学校顺利度过过渡期发挥指导作用。“教育管理能力是大学校长的第一能力。”郑楚光说，“大学校长应该从事学术工作并懂得学术规律，但不要求一定是一流学者，更不是政府官员。”
　　
　　 许皞委员——
　　
　　将中小学学制 缩短到9或10年
　　
　　考虑到我国将步入老龄化社会，将面对青壮劳动力相对短缺的社会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河北农业大学许皞建议缩短中小学学制，将目前的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的学制，调整为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的9年学制。而这一建议，也在新浪微博上引发热议。
　　
　　许皞认为，目前我国的人口趋于老龄化，再过20年之后，青壮年劳动力要参与生产创造财富，同时还需要额外分出人员侍奉老人，到时候劳动力短缺将会成为不小的社会问题。许皞指出，现在的中小学学制安排中，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加起来中小学共12年时间过长，会占用青少年接触社会和生活的时间，也不利于青少年个性综合素质的培养。因此，他建议缩短中小学学制到9年或10年。
　　
　　当然，也有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济顺就认为，不必因一时之需而改变学制。他认为，“缩短中小学学制的话，会挤占义务教育的年限。”张济顺说，现行中小学学制经过多年摸索，符合青少年成长规律。（郑春平 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