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王澍作品：金华“瓷屋”茶室

 

图片说明:刘家琨作品：鹿野苑博物馆 馆内展示的是石雕艺术品，建筑师想让博物馆本身来讲述一个“人造石的建筑故事”。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用混凝土框架建造该建筑，并采用了浇筑混凝土和页岩砖这种非常组合的复合墙。了解到当地建筑业的局限后，他以内层砖墙为模板来使外墙混凝土浇筑时保持垂直。

 

图片说明:张永和作品：二分宅 因为在长城脚下，所以强调生态的概念，建筑师用的是中国的夯土墙。张永和是一位非常强调概念的建筑师。比如这里面提出一个二分宅的概念，他认为北京的四合院有四面围合的概念，他把这个概念放到了这儿，两个角度可以任意调整。

本土建筑师的机会与困境 中国房子谁来造？

　　本报记者 吴越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到现在，中国建筑行业格局最大的变化就是：涌现了一批有自我个性和独立思考的建筑师，能够反思自己的思想和在做的事。”

　　“王澍凭借中国本土力量登上世界顶峰，这对所有同行是非常鼓舞士气的一个事件，它最大的意义是提醒我们：好的建筑、好的环境的标准可以来自我们的内部。这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几近被我们遗忘了的。”

　　——童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夜里9点，同济校园在濛濛夜雨中幽静昏暗，衬出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D楼大厅一角尤其明亮。展架上张贴了一些学生的毕业设计，七八个学生正站在一起谈论着。旁边一栋楼里的咖啡厅同样灯火通明，好几桌学生或在画图，或在使用笔记本电脑，据说以前是要开到通宵的，因为天气寒冷而提前到午夜打烊。

　　学生们都很刻苦。实际上他们在这个满地大学生的时代仍可以称为“天之骄子”。“尖子中的尖子，画图好，各门功课都好。我们这个学院的录取分数是全校最高的。”童明说。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情况同样如此，考进来的是江苏所有院校中分数最高的。院长助理、副教授葛明说：“如果说王澍、童明和我等人有‘山头’的话，那就是在一个建筑设计教育研究的山头上，我们选择了一边做设计一边教书，因为学生会问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但童明却常常感到，他所面对的教室太安静了。“学生们没有交锋，没有提问，更不问说质询和挑战我。”这让他很担心，因为这和他们那个时候差距甚远。学建筑的学生应该是活泼的、好奇的、爱思考的、爱动手的，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更应该怀有一个当建筑师的梦想。而现在，“我带过的学生中没有一个去做建筑师，他们最高的志向就是进国营大单位，像上海现代集团、同济设计院。”

　　下一个王澍，似乎尚未露面。

建筑师是工程师+艺术气质+知识分子

　　王澍同样有志于教学。2001年，他在朋友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的支持下创办了建筑艺术专业，2003年成立建筑艺术系，2007年成立建筑艺术学院。

　　才情固然不可学，路径是可学的。王澍在教学上也有一套，葛明说：“他的学生是从艺术口子招来的，画图比工科学生好，哦，还要练毛笔字。”

　　每年春天，他都会带学生去苏州看园子。有一次，北京一位艺术家朋友在电话里问他，那些园子你怕是都去过一百遍了，干吗还去？不腻？回答：我愚钝，所以常去。近几年，他对身边几个弟子常说的有三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几年下来，王澍自问：不知道他们听懂多少。

　　童明说：“这个专业有它的特殊性，既不是纯工程技术，也不是自由的纯艺术。”在他所在的院校，每年都有数目不小的学生转出去，当然也有别的院系学生削尖了脑袋要转进来。想明白自己在学什么，将来要干什么，对年轻的建筑学新人来说并不容易。

　　葛明说，“国内往往把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室内设计师等混为一谈，应该说建筑师是工程师+艺术气质+知识分子，他需要扎实的工程技术能力，中西人文底蕴，还有高质量的想像力”。

　　即便在成熟的建筑师身上，也反复交织着对学科本质的思辨。一名建筑师的成长极其漫长。童明称这个过程类似“修行”：一般来说，50多岁时开始有一些自己的代表作，得到大家认可，60、70多岁进入到一个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成熟期。“当然，在这方面王澍是个另类，他的成长效率是太高太高了。”

　　王澍却说他的“顿悟”发生得很迟。“十几年前的一天，我跟妻子在杭州山里游玩，我在想着中国建筑那些问题，中国文化的那些问题，她突然站着不走了，她说你看那些小蓝花有多少好看呀，我的顿悟就是开始在那个时刻。我一下就悟到了，我整个的做法是不对的。我在山中行走，居然看不到蓝花的美丽，很小很小的，像米粒那么大，一片绿当中只有几点幽幽的蓝色，我想到的只是空间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你所做的事情目的何在呢？”

　　他想起来，以前东南大学有个外教叫维托，“他曾经有一次跟我说，你们中国的学生怎么回事，我叫他做空间的基本构成，做了半天学生会问一个问题，‘老师，我们做这个有什么用’，为什么他们不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很有趣的？谈了那么多文化问题、理论问题之后，最基本的一个事情他要做得有意思，他首先要有兴，没有兴，就把这个事情转化为像咸鱼一样无趣的东西。”

　　童明看到的是，学生“无趣”还有一个社会氛围的因素。中国开始城市化进程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整个社会对建筑的认知还停留在器具的概念上。通常描述一个建筑只需说出它多大多高，还没有到建筑创作这个文化艺术的概念上。“你若将建筑理解为一个器具，那它便永远只能是一个无趣的器具”。

上一个十年的机会用完了吗？

　　回忆由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而开始的成功，童明竟然感到有些庆幸和后怕。“那是一个边缘产品，幸赖十几年前的社会环境下，大量建设机会涌现，一方面无可避免地产生了粗制滥造，另一方面也留出了了非常大的‘缝隙’，给‘一无所有’的新锐建筑师留下了很多可能性。”

　　现在国内纵横驰骋的一批中青年本土建筑师正是从十几年前初露头角。标志性事件是1999年北京第二十届世界建协大会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建筑八人展，参展人有张永和、王澍等，虽然展览是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每位建筑师只有一块展板，至今留下的文字记录是少得可怜。但这毕竟是一个发出声音的开始。2004年，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又举办了《状态——中国当代青年建筑师作品8人展》，参展的8位建筑师（团队）是：李兴钢，汤桦，王昀，张雷，王晖，柳亦春、庄慎、陈屹峰团队，朱锫，周恺。他们大都是1960年代人甚至是1970年代人，已站在中国当代设计的前沿。现在又起来了马岩松、崔愷、魏春雨、刘家琨、李晓东、王路、马清运、齐欣、梁井宇等。他们的作品虽然和中国新建筑的总量相比是沧海一粟，却闪耀着创意的光芒，彰显着耳目一新的表达。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到现在，中国建筑行业格局最大的变化就是：涌现了一批有自我个性和独立思考的建筑师，能够反思自己的思想和在做的事。”

　　童明觉得现在要有人再冒尖就难得多了。社会的整体结构在向着规范化发展。工程体系越来越严密，城市建筑风貌在整体上比十几年前好多了，但“缝隙”也关小了。五六年前开始，项目招标但凡有境外设计事务所参与投标，“不分青红皂白，一定是境外公司胜出”。在这个潜规则的排行榜里，排名不相上下的是国企大公司。两雄争夺过后，再是已经拥有一些经典设计作品的、叫得响的私人工作室，基本没什么剩下的了。“设计项目请刚出道的个体建筑师承担，这个机会太少了”。

　　故而，学生们丧失了闯荡市场的勇气和能力也在情理之中。“没有动机了，只是为了完成学业而已。”毕业后应聘到各种规模、等级的设计院去上班，完成生产任务而已。

　　“我希望他们还是有一点热血，有一点我们当初那种要独立完成一件什么的梦想。”王澍获奖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让童明忽然感到又有了点盼头，“也许可以使人们关注建筑人才的培养，也应该让我们业内引起一些反思和质问。文化层面上有生产力的人并不是靠大规模的学习大生产‘生产’出来的。还有，王澍提升了一个标准，那就是好的建筑、好的环境是什么？——我们在过去30多年中不曾有过标准，或者借用过西方的标准，实际上标准应该来自我们内部，来自被我们急功近利的大拆大建中遗忘了的本土经验。王澍的登顶，使我们相信，标准可以来自我们自己。”

　　假以时间，或许，平衡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