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聘任的“最年轻文史馆员”

　　“今年全国新增的中央文史馆员只有5位，陶思炎教授是其中之一，温家宝总理亲自给馆员们颁发了聘书。”

　　4月中旬，东南大学推荐采访陶思炎教授，记者的第一反应是，应当尽快见见这位全国最年轻的文史馆员。

　　没想到，受聘为“文科院士”

　　与陶思炎教授真正面对面，是半个月后的5月4日下午。

　　骑着自行车出现的陶教授，脸上泛着健康红。

　　“4月14日上午总理给我们颁发聘书后，下午文史馆就给我派了一项任务：立即参加春节文化课题调研。所以，直到‘五一’前夕才回到南京。”陶思炎教授一落座，就向记者解释。

　　中央文史研究馆由毛泽东亲自倡议成立，馆长、馆员均由国务院总理聘任，受聘者都是耆年硕学、社会名流。学界戏称中央文史馆员为“文科院士”，因为目前全国健在的馆员仅有54位，比两院院士少多了。64岁的陶思炎教授是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来自民俗学界的馆员。

　　“您为什么会被选中？”记者笑问。

　　“说实话，能被总理聘任为文史馆员，感到非常荣幸，同时也很意外。”陶思炎教授坦言。

　　高层次荣誉通常都有申报程序，这次却不同：陶思炎教授事先毫不知情，突然就接到了中央文史馆的“录取通知”。

　　惊喜来得突然，却也在情理之中。

　　作为一位执着于民俗学、民俗艺术学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全国人大代表，近年，陶思炎教授灼见频发：

　　2010年，他提出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为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采纳。

　　“取消数字4看似人性，实则媚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陶思炎教授针对有的城市取消车牌选号中数字4的现象指出，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是吉祥之义，大家过年吃的是“四喜汤圆”，读书人用的是“文房四宝”…… 近年来，有些人将4与死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受了日本文化的影响，而取消4则迎合了消极信仰。

　　针对有些地方“非遗”项目申请成功后，或弃之不管，或过度商业化炒作的现象，陶思炎提出加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立法工作、合理利用“非遗”项目的建议，这成为央媒记者的笔下亮点。

　　20年，民俗文化专著写了10本

　　灼见，来自深厚的文化功底。

　　陶思炎教授是中国第一位民俗文化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融合了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学、考古学、文化学等多学科，是中国第一部有关鱼文化的专著，1990年出版后不久，《人民日报》海外版即用整版篇幅摘载了其中章节。

　　从博士毕业至今，陶思炎教授一直专注于挖掘民间习俗、民间信仰、民间艺术等具象背后的积淀，出版民俗学专著10本，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本专著问世。

　　国人最看重春节，而北方人为什么吃饺子，南方人年夜饭中的整鱼为何不准动筷子？绝大多数国人未必知此民情民俗。在《风俗探幽》中，陶思炎教授从文化的角度给出了诠释。全书采集的各种民俗专题达60个，并对个别长期遭遇误解的习俗还原了真相。

　　在一般人心目中，民间习俗是农村的“专利”。陶思炎教授作为第一作者推出的《中国都市民俗学》，却用大量的实证材料矫正了人们认识的偏差，填补了都市民俗学研究的一处空白。《中国纸马》、《中国镇物》、《中国祥物》等专著带给人们的，则是特定民俗现象背后的历史文化纵深。学界人士曾有评介，陶思炎教授在民俗学领域的建树，不仅在大陆业界，也在日本、中国台湾等地产生了广泛影响。

　　“把民俗学当成学问来研究，其实有点偶然。”第一次跨进大学校门的时候，学的是与现在研究不相干的专业。”陶思炎教授笑言当年，“上大学前，我是下放知青，在邗江建筑公司上班，1975年被推荐上了南京工学院建筑系。”

　　而他最钟情的，却是外语。1978年，兴趣牵引着陶思炎参加高考，他进入了南师大中文系。

　　“我对民俗学的研究，是从神话学开始的。1982年，我以《比较神话研究法刍议》为题写作学士论文，当年公开发表后，多处转介，收入了《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后来日本西南学院选了作教材。”

　　从这篇论文开始，陶思炎开始了从神话学到民间文学，再到民俗学的研究。1987年，北京师范大学首次招收民俗学博士生，他去报考，一试即中。

　　关注中，思考文化之“国计民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这些头衔，折射了陶思炎教授肩上的责任。最近几年，他特别关注那些关乎文化的“国计民生”之事：

　　民俗文化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应用民俗学》即是他思考的结晶。陶教授解释，研究应用民俗学的意义在于，对传承性民俗文化加以取舍，使其更好地服务当代和未来。“以民俗游为例，近年来，这类旅游项目在各地兴起，但由于相关知识匮乏及理论滞后，民俗游的开发存在着‘指鹿为马’的错误和产品趋同的弊端，亟需文化引导。”

　　“沿海开发战略正在实施，海洋文化研究开发怎样跟上？”这是陶思炎教授关注的又一大热点。陶教授告诉记者，海洋文化涉及的领域非常宽广，包括海洋渔业文化、海洋盐业文化、海洋交通文化、海洋军事文化、海洋饮食文化、海洋旅游文化、海洋诗文，等等，都需要一一调查整理，加以合理利用。眼下，陶教授已将对海洋文化的思考写成了论文。

　　记者：您研究民俗文化20多年了，有何特别感悟？

　　陶思炎：我觉得，从事民俗文化研究，在资料搜集中应具备四只眼睛――文献的、口头的、行为的、实物的东西，都要看真切；视野要开阔，研究应该是复合式的，即超学科、多层次；研读前人著述，最好带着怀疑的目光，多思考为什么，这样才能发现问题，打开思路，多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记者：不少学人为了出成果会玩命地工作，您是不是也这样？

　　陶思炎：怎么说呢？写博士论文《中国鱼文化》的时候，我把北师大图书馆相关的神话、民俗、民间信仰及民间艺术资料都看遍了，资料卡片不知道做了多少。不过，我没有“开夜车”的习惯，一般晚上11点之前就会结束战斗。写书的时候，我会给每个章节定下写作“时间表”，没有特殊情况，天天坚持不懈。这一点很重要。

　　记者：采访中感觉您的思想很前卫，注意关注大事。

　　陶思炎：可能是责任使然。就说这次被温总理聘为文史馆员吧，我感到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当然，我很喜欢这种责任。 本报记者 蒋廷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