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佑勇,1970年10月生,湖北大悟人。自2006年9月,任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司法改革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港澳台法律研究会会长等社会职务

　　　□本报记者李娜

　　“我不是那种天才式的人物,甚至连聪明都谈不上。”说这话的是周佑勇,32岁时就成为中国最年轻法科博导的他,一脸儒雅谦和,几乎找不到少年得志的高傲。

　　他笑得很淡然:“如果说我算是成长得比较快,秘诀只有三个:兴趣,勤奋加上坚持不懈,还有方法。”

　　周佑勇用“如饥似渴”来形容自己的读书生涯。在大学里,他想到的始终是学习,过的是异常艰苦贫困的生活。同学们都说他“是最穷的一个,但是成绩却是最好的!”他那时常常告诫自己,“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学愈博则思愈远,周佑勇在广泛阅读各种法学书籍的情况下,开始不满足于吸收式的阅读,并对书本上的知识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促发了他对诸多法律问题的思考,并且直接导致他尝试自己写专业论文。

　　“兴趣真的是最好的老师,理想是心灵的太阳。”周佑勇说,自己的文章不断见诸于各类法学刊物,让他体会到莫大的“幸福感”,“以此为动力,再苦再累也能坚持下去。”

　　每隔五年,周佑勇就要做一个专题。在这段时间,他“闭关”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将之彻底做深做透。

　　在他看来,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真正做学问的人必须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这一思想在他的科研成果里有着充分的体现:譬如他长期以来,一直潜心致力于对“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裁量治理”、“行政不作为规制”等行政法问题的研究,其新颖独到的见解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在同领域研究中居于领先地位,被称为“不作为”专家。

　　同样在这股注重自我超越和延伸的劲头下,2006年周佑勇收拾行装告别自己学习和生活了整整12年的珞珈山,调任东南大学法学院院长。

　　“真正的依法治国既需要务实的法律家也需要博学的法学家,而他们最终来源于法学院的教育。”周佑勇说,以前只是自己个人埋头做研究,现在有一个新的平台,带一个团队,自己也能有机会对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治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为人必须真诚低调、谦虚谨慎；做事应当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在顺境面前不骄狂,在挫折面前应坚强。”周佑勇时常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以及自己的经验教训传之学生,告诫他们。

　　工作之余,他最大的乐趣就是陪可爱的儿子玩乐。他说有时间也会看看电视连续剧,受其夫人的影响对各种流行音乐演唱会、爱情肥皂剧也很喜欢,尤其钟情于去电影院感受声光影的魅力。他喜欢全家旅游、喜欢大自然,也喜欢静养,主要的运动方式是散步,偶尔也打打羽毛球、乒乓球,游游泳。

　　周佑勇说自己或许因为出身于农村的缘故,平时对“三农”问题以及农村的发展变化很关心,愿意同情、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关心百姓利益。他也笑言:“但现在长期生活在城市,特别关注城市的规划发展以及环保问题,时常对因为规划拆迁而导致的环境问题充满忧虑,对政府不作为、乱作为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反应强烈。”

　　“当选十大青年法学家,最大的感受是这不仅仅是一种荣誉和光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个崭新的起点。”周佑勇告诉记者,他深刻体会到这是评委专家的一份信任,更是一份厚望。作为获奖者应当肩负这份责任、带着这份厚望,为繁荣中国法学研究、推动中国法治发展,树立起更高的目标、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作出更突出的贡献。

　　对于未来,他期望能够不断开拓法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点,特别是围绕裁量法治问题,完成自己所预期的“裁量治理模式研究”、“裁量基准制度研究”和“裁量司法审查制度研究”三部曲；他也期望更加关注中国现实问题、关心百姓利益,积极参与并影响法治实践,全力推进中国行政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他说还希望自己能用更多的精力投身于法学教育事业,积极推动现有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培养更多更好的符合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层次法律人才。